不是停滞，是蓄力。赵达声说这叫“冷处理”——让马德胜把那通该打的电话打了，把那套该串的供词串了，把那颗悬着的心放下来。人只有在放松警惕的时候，才会露出真正的破绽。紧盯着他，他就绷着；不看他，他就松懈了。办案如钓鱼，收收放放，线绷得太紧会断，完全松了鱼就跑了。
陈正明利用这三天，把那摞从城建局搬回来的材料从头到尾又梳理了一遍。不是看，是啃——像啃一块没有肉的骨头，用牙齿磨，用舌尖舔，把每一道缝隙里的碎屑都挖出来。城市规划展览馆的每一份文件他都翻了不下五遍，市民文化中心的每一张图纸他都看出了装订针的锈迹，那些拨款凭证上的每一个签名他都记住了笔画的走向和收笔的力道。
他把两个项目的全部资料摊在三室的会议桌上，按时间顺序摆成了两排长长的纵队。立项申请，可行性研究报告，规划设计图，施工许可，拨款凭证，竣工验收报告，结算文件。这些文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张挨着一张，从一九九一年一直排到一九九四年。他站在桌前，像一个将军在沙盘前审视战场，目光从左扫到右，又从右扫到左，反反复复。
在他看材料的这三天里，绿藤市下了一场雨。不是暴雨，是那种细密的、连绵不断的、像雾又不是雾的冬雨。雨打在纪委大楼的窗户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像蚕在吃桑叶，又像是有人在远处不停地翻动书页。他有时候抬起头，看着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流，一道一道的，像有人在外面用眼泪写字。
老刘推门进来的时候，裤腿上沾满了泥点子。他今天出去跑了一天，上午去了工商局调张德胜的宏达建材公司的年检记录，下午去了税务局查这家公司近三年的纳税申报表。他进门的时候没有马上坐下，而是先在门口跺了跺脚，把鞋底的泥蹭在门垫上，蹭了好几下。
“小陈，你猜我查到什么了？”老刘的声音里有一种陈正明没听过的兴奋——不是兴奋，是那种终于找到钥匙、但还不知道能不能打开门的、压着心跳的克制。
陈正明看着他，等着。
老刘从帆布包里掏出两份文件，把其中一份摆在桌上，手指在那个已经被磨得发黄的牛皮纸档案袋上弹了一下，弹出一声闷响。“宏达建材公司，一九九一年注册，注册资本五十万。经营范围是建筑材料销售。但从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四年，这家公司没有交过一分钱的税。”
他把另一份文件也拿出来，跟第一份并排摆在一起。“税务局那边的记录显示，宏达建材公司这四年开的发票总额不到十万块。但它的银行流水——你查过的——三年下来，进出了将近四百万。”
陈正明拿起那两份文件，一页一页地翻。工商局的年检记录上，每年都有“经营情况正常”的章，红色的，盖得端端正正，像一个刻板的、从不说谎的、但这次说了谎的人。税务局的纳税申报表上，销售额那一栏每年填的都是零或者几万块的小数字。而银行流水上的那些数字——几十万、上百万——在年检记录和纳税申报表上完全看不到痕迹。这三套账本，像三个互不相识的人，坐在同一间屋子里，却说著三种不同的语言，谁也听不懂谁。
“空壳公司。”陈正明把文件放回桌上，得出了这个他早就知道的结论，“注册资本五十万，实际没有业务。唯一的用途就是过账——钱进来，钱出去，留下一个合法的壳，然后消失。张德胜就是这个壳的壳主。”
老刘坐下来，把眼镜摘下来，用那块已经看不出颜色的眼镜布慢慢地擦着镜片。他的手比平时慢了许多，像是在借着擦眼镜的动作，把今天查到的这些信息一点一点地沉淀下来、消化干净。
“小陈，我们再来理一遍。”老刘把眼镜戴上，看着桌上那排长长的文件队列，“一九九二年，刘志强指定马德胜的公司承建市民文化中心。一九九三年，又指定马德胜的公司承建城市规划展览馆。两个项目加起来两千万，没有招标。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展览馆项目竣工，市政府给马德胜拨了尾款三百万。三天之内，马德胜把其中的二百五十万转给了张德胜的宏达建材公司。一个星期之内，张德胜又把其中的两百三十万转给了盛达贸易公司和宏远工贸公司。宏远工贸公司又把二十万转到了刘志强的儿子刘小东的账户上。”
他一口气说完这一长串话，像把一把珠子撒在了地上，每一颗都在滚动，每一颗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陈正明在笔记本上画完了这条链条的最后一笔，然后把笔记本转过来，推给老刘看。纸面上，从“刘志强”到“刘小东”之间，画着六个方框、七根箭头，每一根箭头上都标着金额和日期。这已经不是一条线了，是一张网，一张把副市长、建筑商、个体户、空壳公司、大学生全部网在一起的、用钱编织的网。
“老刘，这条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有证据了。”陈正明的手指顺着那些箭头一根一根地划过去，“招标环节有不招标的指定文件，拨款环节有刘志强签字的拨款凭证，资金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