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达声每天都要看一眼这张图，不是在看图，是在看图上的人——看他们在图上的位置，看他们之间的距离，看他们之间那些弯弯曲曲的、绕来绕去的、像蚯蚓一样钻进土里又钻出来的线条。
十二月五日，星期一，赵达声终于下了决心。
“老刘，你约一下马德胜。”他把那张图从桌上拿起来，折了两折，夹进文件夹里，“明天上午九点，纪委谈话室。不要说来纪委，就说请他来‘了解一些情况’。不要给他心理压力，也不要让他有准备的时间。”
老刘正在整理一份材料，听了这话，手里的笔停了一下。“赵书记，马德胜这个人我接触过一次，滑得很。去年有个案子找他核实情况，他来了，坐下来，说了一堆‘我不清楚’‘我不记得’‘你们去问别人’，滴水不漏。这次要谈的是他自己的事，他更不会开口。”
“他不开口，我们就帮他开口。”赵达声坐回椅子上，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已经凉了，他的眉头皱了一下，但没有吐出来，“这次不谈外围，直接谈那笔二百五十万。银行流水、转账凭证、工商登记资料，全部摆在他面前。他要是不开口，我们就一件一件地念给他听，念到他开口为止。”
老刘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赵达声的目光转向陈正明。陈正明坐在老刘旁边的椅子上，面前摊着笔记本，手里握着钢笔，笔尖在纸面上悬着，没有落下。他的坐姿很直，比在青江县信访局的时候还直——不是紧张，是一种有意识的、把自己收紧的感觉，像一把刚磨过的刀，知道自己的锋利，也知道自己还没有真正出过鞘。
“陈正明，明天的谈话，你也参加。”赵达声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你之前没有跟马德胜接触过，他没见过你，你对他来说是生面孔。生面孔有时候比熟面孔好用——他不知道你的底细，不知道你的风格，不知道你是吃素的还是吃荤的。你坐在那里，不说话，他就得多想一层。”
陈正明在笔记本上写下“马德胜谈话”四个字，在下面画了一道横线。
“赵书记，我在谈话中需要做什么？”
“看，听，记。”赵达声把茶杯放下，靠进椅背里，“看他的表情、眼神、手势、坐姿，看他在听到哪些问题的时候紧张、在哪些问题上放松。听他说什么，更重要的是听他不说什么——那些被他跳过的问题、被他含糊带过的细节、被他用‘我不清楚’挡回来的追问。把这些全部记下来，一个字都不要漏。”
陈正明点了点头，把赵达声说的每一条都记在了笔记本上。
十二月六日，星期二，上午八点四十分。
纪委谈话室在二楼走廊的尽头，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房间不大，十几平米，中间一张长条桌，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桌布上压着一块厚玻璃板，玻璃板下面压着几张白纸，纸上写着“实事求是”四个字，字的笔画已经有些模糊了，像是被玻璃压了太久，油墨渗进了纸里。桌子的一边放着两把椅子，另一边放着一把。对面那把椅子是给谈话对象坐的，比这边的略低一些，椅背也矮一些——这是有意的设计，坐得低了，仰着头看对面，心理上就先矮了三分。
陈正明提前二十分钟到了谈话室。他把笔记本摊在桌上，钢笔放在笔记本旁边，又把带来的材料按照时间顺序排好，一摞一摞地码齐。城市规划展览馆的项目资料，拨款凭证，银行流水，工商登记档案，每一份都标了页码，每一摞都贴了标签。这些材料他看了不下二十遍，每一个数字都刻在了脑子里，但他还是把它们带上了。
八点五十五分，老刘推门进来，手里提着一个帆布包，包里装着厚厚几摞卷宗，把包的肩带都压得变了形。他把包放在桌上，拉开拉链，把卷宗一摞一摞地取出来，在桌上整整齐齐地摆了一排。每一份卷宗的封面上都贴着白色标签，标签上用钢笔写着编号和名称。
八点五十八分，赵达声走了进来。他今天穿了一件深色的夹克衫，里面的白衬衫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一面刚砌好的、还没有干透的水泥墙。他在主审的位置上坐下，把桌上的材料扫了一眼，然后闭上眼睛，像在养神，又像在把自己的情绪压进一个看不见的容器里。
九点整，门被推开了。
一个工作人员领着马德胜走了进来。他从门外走进来的那一刻，谈话室里的空气忽然沉了一下，像有人在房间里往下拽了一根看不见的绳子。
马德胜比陈正明想象的要年轻，四十出头，中等身材，穿着深灰色的西装，白衬衫，系着一条暗红色的领带。他的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皮鞋一尘不染，手腕上戴着一块金色的手表，表盘在日光灯下反着光。他走进门的时候，脚步不快不慢，不急不缓，像是在自己家的客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