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环节有银行流水，工商环节有空壳公司的注册资料。每个证据单独拿出来，都不能证明什么。但把它们串在一起，就像把散落在地上的珠子穿成了一条项链。你说它是项链，它就是了。”

    老刘看着那张图，沉默了很久。日光灯在他的眼镜片上反射出两团白茫茫的光，遮住了他的眼睛，让陈正明看不清他的表情。他的手指在桌上无意识地敲着，嗒，嗒，嗒，像有人在轻轻地、不厌其烦地敲一扇门。

    “证据是有了，但还不够。”老刘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平时低了半个调，“我们现在有的，都是间接证据。银行流水证明钱从哪来到哪去，但不能证明钱是贿赂。指定文件证明刘志强没有招标，但不能证明他收了钱。空壳公司证明张德胜的公司没有实际业务，但不能证明他跟刘志强有利益输送。我们需要一个直接证据——一个能把这些珠子串起来的、有说服力的、拿到法庭上没人能推翻的证据。”

    老刘说的每一个字，陈正明都懂。间接证据再多，也只是“高度怀疑”；直接证据只需要一个，就是“确凿无疑”。但是马德胜拒绝了回答，张德胜还没有接触，刘志强更不可能自己跳出来说“我收了钱”。那个能串起所有珠子的“直接证据”，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抽屉里锁着，在哪个人的脑子里藏着，在哪座山的背面埋着。

    “老刘，你觉得直接证据会在哪里？”陈正明问。

    老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和光秃秃的梧桐树。雨还在下，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流，一道一道的，把窗外的景色分割成了无数个碎片。那些碎片在玻璃上扭曲、变形、重叠，像一幅被打碎了的、还没来得及拼回去的拼图。

    “马德胜的账本。”老刘说，“如果他记了账，那本账就是证据。如果他没记账，那他脑子里记的东西也是证据——但脑子里的东西拿不出来，除非他自己开口。所以我们的突破口还是马德胜。不是再找他谈一次，是给他施加压力，让他在压力之下做出选择——是保自己，还是保别人。”

    老刘转过身来看着陈正明。“赵书记明天要去省里汇报案子的进展。等他回来，专案组应该会有新的部署。”

    夜深了。

    陈正明回到招待所的时候，鞋尖已经被雨水浸透了。走廊里的灯坏了一半，忽明忽暗的，像一个人的心跳。他摸黑爬上三楼，掏出钥匙打开308号房间的门。房间里的空气很闷，有一股潮味，像是很久没有透过风。他没有开灯，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带着雨水和泥土的气息。

    他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雨夜。绿藤市的夜景在雨中变得模糊，霓虹灯的光晕在湿漉漉的玻璃上化开，红红绿绿的，像一幅没有干透的水彩画。远处的烟囱还在冒烟，烟柱在雨幕中被拉得很长，像一个正在融化的、灰黑色的幽灵。近处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上挂着雨滴，在灯光下闪着微光。

    他从帆布包里拿出笔记本，翻到今天的那一页。上面只写了一行字：“马德胜的账本。必须找到。”

    他放下笔，躺在床上，双手枕在脑后。天花板是白色的，没有裂缝，没有水渍，干净得不像真的。但他的脑子里还是有那道裂缝——青江县招待所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从墙角延伸到吊灯的位置，在黑暗中比白天看起来更长、更深、更孤独。它在他脑子里裂开了，像一条干涸的河流，河道还在，水已经流走了。

    他闭着眼睛，在心里把那根链条从头到尾又过了一遍。刘志强，马德胜，张德胜，刘小东。每一个名字都带着一串数字，每一串数字都带着一个日期，每一个日期都带着一份文件。这些文件他大部分都见过了，但还有一份他没有见过——马德胜的账本。

    账本会在哪里？在马德胜公司的保险柜里？在他家的某个抽屉里？在他情人的床底下？在他律师的办公室里？还是已经被销毁了，变成了碎纸机里的粉末？他无法确定，但他知道，只要那本账本存在，它就一定在某个地方等着被人发现。

    他在心里对那本账本说了一句话：“你在哪里？不管你在哪里，我都会找到你。”

    窗外的雨还在下，滴滴答答的，像有人在不停地按着打字机的键盘。

    他没有再想。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在那滴滴答答的声音里，慢慢地沉入了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