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从包里拿出一张纸，递给女人。“这两个项目的全套资料。立项申请、可行性研究报告、规划设计图、施工许可、招投标文件——没有招投标文件就直接调审批记录——合同、拨款凭证、竣工验收报告。一个都不能少。”
女人接过纸，看了看，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这两个项目是前年和去年的，档案已经归档了，调起来比较麻烦。你们先坐，我去找。”
她走了。高跟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嗒，嗒，嗒，越来越远，最后被档案室深处某种低沉的回声吞没。
老刘靠在椅背上，两只手交叠在肚子上，闭上了眼睛。陈正明坐在他对面，从帆布包里拿出笔记本，翻开空白的一页，在上面写了日期和地点，然后等着。
等了大约四十分钟，女人回来了。她手里抱着厚厚两摞档案袋，摞起来比她的头还高，走路的时候身体微微向后仰，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树。
“就这些。你们看看够不够。”
老刘睁开眼睛，站起来，开始一摞一摞地翻。他翻得很快，但不是敷衍，是专业——他知道自己要找什么，知道这些东西应该在哪里，知道哪些是核心的、哪些是次要的。他翻完了第一摞，开始翻第二摞，翻到一半的时候，他的手停了。
“这个项目的招投标文件呢？”他举起一份文件，问女人。
女人凑过来看了看。“这个项目没有公开招标，是直接指定的。指定文件应该在审批材料里。”
老刘翻了翻审批材料，抽出一张纸。“是这个吗？”
那是一份“关于绿藤市市民文化中心项目承建单位指定情况的说明”，上面写着：“鉴于该项目工期紧、任务重、技术要求高，经研究，决定指定绿藤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承建。”下面有签字，有公章，落款是绿藤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日期是一九九二年三月十日。
签字的人是刘志强。公章是市政府的。
老刘把那张纸举到眼前，看了又看。陈正明也在看。他注意到一个细节——说明文件上写的指定理由是“工期紧、任务重、技术要求高”，但这三个理由下面，没有附任何证明材料。没有会议纪要证明“经研究”，没有专家论证证明“技术要求高”，没有紧急情况说明证明“工期紧”。这就是一张空口无凭的、打着红头文件幌子的白条。
“老刘，这个说明文件，问题很大。”陈正明说。
老刘把那张纸小心地夹进文件夹里。“问题很大，但不是我们判断‘很大’或者‘不大’。我们把材料带回去，让专案组一起看。一个人看不出的问题，十个人一起看就看出来了。现在看不出的问题，放着放着就看出来了。”
他们把两摞档案袋里的材料一份一份地核对、登记、打包。陈正明负责登记，他每翻开一份文件，就在笔记本上写下文件名称、文号、日期、签发人，然后递给老刘，老刘把它装进带来的帆布袋里。两个人配合默契，不说话，只用眼神和手势交流。在青江县的四年，他已经习惯了这种配合——不是靠嘴，是靠眼睛和手。你看我一眼，我就知道你要什么；我点一下头，你就知道可以了。
全部整理完的时候，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半了。帆布袋装得满满当当，至少有十几斤重。陈正明把袋子背在肩上，肩膀被带子勒得生疼，但他没有换肩。
走出城建局大楼的时候，外面的阳光很烈，刺得他睁不开眼睛。他眯着眼站了几秒，等瞳孔适应了光线，然后跟着老刘走向停在路边的吉普车。
“老刘，我们下午干什么？”陈正明问。
“下午整理材料。明天开始走访。”老刘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你先把这些材料分门别类地整理好，按照时间顺序排，从立项到竣工，一件一件排。排完之后，你再看一遍，把你觉得可疑的地方用红笔标出来。标完之后，我们再一起过一遍。”
吉普车开动了，引擎的声音很大，盖住了路上的嘈杂。陈正明坐在副驾驶座上，抱着那袋沉甸甸的材料，像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他知道这袋材料里藏着什么——不是答案，是线索。线索需要人去发现，需要人去梳理，需要人去追问。没有人追问，线索就永远是档案袋里的一堆纸，跟灰尘、樟脑丸、旧报纸没有区别。
他会在那些纸上花很多时间。他会一行一行地看，一页一页地翻，把每一个可疑的数字圈出来，把每一条模糊的表述标注问号，把每一份缺失的文件记在清单上。这不是因为他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他在信访局的那四年学会了——真相从来不躲在高处，它藏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在那些被人随手丢进抽屉的文件里，在那些被人遗忘的时间节点里，在那些被人轻描淡写地处理掉的“小问题”里。
吉普车在省纪委大楼门口停下。陈正明抱着材料下了车，站在梧桐树下，看着那栋灰色的大楼。四楼的窗户里，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