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陈正明让它升温的，是那摞银行流水自己烧起来的。五十万只是一个开头，老刘带着他又跑了三家银行，调了七个账户的流水，查了十二笔转账记录，总金额加起来，从五十万变成了一百八十万。一百八十万，一九九四年的一百八十万，可以在绿藤市中心买下一整栋楼，可以让一个建筑公司凭空运转大半年，可以让人在官场上打通一条从科员到副市长的路。
一百八十万。
陈正明把那些数字反复加了三遍，每一次的结果都一样。他把计算器推到一边，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十一月的绿藤市，天总是灰的，不是阴天的那种灰，是煤烟和汽车尾气混在一起、悬浮在半空中、像一层洗不掉的污垢的那种灰。远处的烟囱还在冒烟，近处的梧桐树已经光秃秃的，枝丫像血管一样裸露在空气里。
老刘站在文件柜前面翻找东西，翻了好一阵，终于找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拍了拍上面的灰，回到座位上，解开缠在纽扣上的白线，从里面抽出一份文件。
“这是刘志强的履历。”老刘把文件推过来，“你看看。这个人不简单。”
陈正明拿起来，一页一页地翻。
刘志强，四十五岁，绿藤市人。十七岁下乡插队，二十岁回城当工人，二十五岁考上了省党校的大专班。毕业后从街道办事处干事做起，一步步升到区长、区长助理，三十五岁当上了绿藤市市长助理，四十岁升副市长，分管城建、规划、国土。每一步都踩在点上，每一级都有人提携。他的仕途像一架设计精密的梯子，每一级的高度都恰到好处，不会太高让人爬不上去，也不会太低让人觉得没出息。
他的岳父，姓梁。梁某某，退休前是省政协副主席。他的妻子，梁某某的女儿，在省教育厅工作。
岳父是省政协副主席。陈正明的手指在那行字上停了一下。不是县政协，不是市政协，是省政协。副省级。这个级别的人在省城经营了几十年，即使退了休，关系网还在。他的一个电话，可以让一个科员变成科长；他的一个招呼，可以让一个处长变成副厅长；他的一句话，可以让一个案子从“必须查”变成“慎重查”。
陈正明把履历看完，放回桌上。
“老刘，这个人不太好动。”
老刘把眼镜摘下来，用那块已经看不出颜色的眼镜布慢慢地擦着镜片。“好动还叫案子吗？不好动的才叫案子。”他把眼镜戴上，看着陈正明，“赵书记今天上午去省里汇报了，下午回来。他回来之后应该会有消息。”
下午三点，赵达声从省里回来了。
他没有回自己的办公室，直接推开了三室的门。办公室里的几个人都抬起头，看见他的脸色，没有人说话。老刘放下手里的笔，周明远把正在看的文件合上，陈正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老刘，陈正明，跟我来。”
赵达声说完，转身走了。两个人跟在后面，穿过走廊，上了五楼，走进赵达声的办公室。
赵达声的办公室比三室的大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一张老式办公桌，一把转椅，两把木椅，一个铁皮文件柜，一个洗脸架。桌上堆着文件和卷宗，只有一个角落是空的，放着一个白瓷茶杯，杯盖上落了一层细灰。墙上没有锦旗，没有奖状，没有合影，只有一幅字，写着“秉公执纪”四个字，笔锋遒劲，力透纸背，落款是省书法家协会的什么人，陈正明不认识。
赵达声没有坐到办公桌后面，而是拉了一把木椅，坐在陈正明和老刘对面。他的脸色比平时更严肃了，眉心的皱纹拧成了一个川字，嘴角向下撇着，像一把倒扣的弯刀。
“省里同意了。”赵达声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成立专案组，查刘志强。组长是我，成员从三室和几个区县纪委抽调。老刘，你负责外围调查，陈正明你负责材料综合。专案组明天正式运转，办公室设在三室隔壁，已经让人收拾了。”
他的目光在陈正明身上停了一下。
“你在信访局干过，擅长从材料里找线索。刘志强的案子涉及十几个工程项目，每个项目都有一堆合同、协议、会议纪要、审批文件。你把这些材料从头捋一遍，把可疑的地方标出来，一件一件地列清单，不要遗漏。”
陈正明点了点头。“好。”
赵达声转向老刘。“外围调查先从那笔五十万入手。张德胜的身份查到了没有？”
老刘翻开笔记本。“查到了。张德胜，四十三岁，绿藤市人，个体户，名下注册过三家公司，两家已经注销了，还剩一家建材公司还在经营。他跟马德胜——绿藤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的法人代表——是连襟。马德胜的老婆是张德胜老婆的亲妹妹。”
又是连襟。陈正明在心里把这个关系又过了一遍。刘志强的小舅子是马德胜，马德胜的连襟是张德胜，张德胜给马德胜的公司转了五十万。三个人，两条亲戚链，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