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明到省纪委报到的第二天，阳光好得不像深秋。天亮得早，六点多钟日光就从招待所的窗帘缝里挤了进来，在白色的墙壁上画出一道细细的金线。他五点半就醒了，在招待所的床上躺了半个小时，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招待所的天花板比青江县招待所的干净，没有裂缝，没有水渍，白得像一张没有写过的纸。但这张纸上迟早要写字的，写什么，他现在还不知道。
招待所在省纪委大楼后面的巷子里，是一栋三层的旧楼，灰砖墙，木框窗，跟信访局那栋有点像，但大一些。他住三楼最里面的一间，房间比青江县招待所的大，床也宽一些，被子是新的，有洗衣粉的味道。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台灯，灯罩是绿色的玻璃，像老电影里那种。昨天晚上他在这盏台灯下看了两个多小时的卷宗，直到眼睛发酸才关灯躺下。
他洗漱完，穿上白衬衫，把笔记本和钢笔装进帆布包，背上包走下楼。招待所没有食堂，他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了一碗豆浆、两根油条，站着吃完了。豆浆是现磨的，很浓，很烫，油条炸得酥脆，咬一口，碎渣掉了一地。绿藤市的早餐比青江县的好吃，但让他有些不习惯——就像这整座城市一样，什么都比青江县好，但好得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
七点四十分，他站在了省纪委大楼门口。
阳光从东边照过来，把整栋灰色大楼镀上了一层淡金色。门口的梧桐树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剩下的几片在风里摇晃，像几只不肯飞走的蝴蝶。武警战士换了班，不是昨天那个了，他的目光在陈正明身上停了一秒，然后移开了，继续盯着前方某个虚无的点。陈正明出示了工作证，登了记，走进大楼。
走廊里的灯还亮着，日光灯管发出轻微的嗡嗡声。他的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一下，一下，像有人在给他打拍子。他走到四楼，三室的办公室门开着，里面已经有人了。不是老刘，是一个比他年轻一些的男人，三十岁左右，瘦高个，戴着一副银框眼镜，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确良衬衫，袖口卷到手肘。他正蹲在文件柜前面翻找什么东西，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透过镜片打量着陈正明。
“你是新来的？”
“是。昨天报到的，陈正明。”
那人站起来，把手伸过来。“周明远。三室的，比你早来一年。老刘跟我说今天有新同事加入，没想到这么早就到了。”
陈正明握了握他的手。手很瘦，骨节分明，握得不重，但很干脆。周明远的眼睛不大，但很活，看人的时候像在扫描，从你的脸扫描到你的衣服，从你的衣服扫描到你的包，然后迅速地、不动声色地收回去，脸上挂着一点似有若无的微笑。
“你之前在哪儿？”周明远问。
“青江县信访局。”
“信访局？”周明远推了推眼镜，“信访局到纪委，跨度不小。信访局转办协调，纪委办案子，路子不一样。”
“我知道。所以要学。”
周明远笑了笑，那笑容很浅，浅到像一道被风吹出来的波纹，瞬间就消失了。“老刘还没来，你先坐。开水在走廊尽头，茶叶在第二格抽屉里，你自己倒。”
陈正明坐到昨天那张桌前，打开帆布包，把笔记本和钢笔拿出来，在桌上摆好。他看了一眼窗外，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摇晃，远处的天空很蓝，蓝得像被水洗过一样，没有一丝云。
八点过五分，老刘来了。
他今天换了一件深灰色的夹克衫，头发梳得整齐了一些，但眼镜片上的指纹还在，右眼的镜片上有一道细细的划痕，正好在瞳孔的位置，看着让人有些难受。他走到自己桌前，放下包，从包里拿出一个保温杯，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然后才走过来，在陈正明桌角上坐下了半个屁股。
“昨天那几份卷宗，看得怎么样？”老刘问。
“看完了。六个案子，两个是处级干部的，三个是科级干部的，还有一个是企业的。每一个案子的程序、证据标准、谈话笔录的写法都不太一样，但核心的东西是一样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
老刘点了点头，表情没有什么变化。“那你觉得，纪委办案跟信访局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陈正明想了想。“信访局是老百姓来找我们，纪委是我们去找别人。”
老刘的嘴角动了一下，不知是笑还是什么。“总结得好。信访局是被动的，纪委是主动的。老百姓来找你，你可以接，也可以不接——虽然按条例你必须接，但在实际操作中，你有很多方式可以不接。纪委不一样，纪委的案子，是上级交办的、领导批示的、群众举报的。只要你接了，你就必须查下去，查到一个结果。没有‘转办’‘协调’‘建议’这些说法。查到了就是查到了，查不到就是查不到。没有‘可能’‘大概’‘也许’。”
他站起来，拍了拍陈正明的肩膀。“今天上午九点，三室开案情分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