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明没有点头，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
“你从现在开始，先跟着三室的老刘熟悉情况。老刘办案二十年了，是省纪委的‘活字典’。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没让你干的先别看、先别问、先别碰。纪委办案有纪律，不该你知道的不能知道，不该你经手的不能经手，不该你问的不能问。这些话我跟你说了，你自己记着。”
赵达声说完，朝办公室另一头喊了一声：“老刘！”
一个五十出头的男人从卷宗堆里抬起头来。他长得不高，瘦瘦的，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头发已经白了大半，但精神很好，眼睛不大，但很亮，带着一种长期做调查工作练出来的、能穿过表象看到本质的犀利。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衫，袖口磨得发白了，领口有一小块油渍，不像纪委的干部，倒像一个老会计。
“老刘，这是青江县信访局借调来的陈正明，赵达声——不对，现在是陈正明。”赵达声说错了一个名字，但没有纠正，摆了摆手，“你先带着他熟悉情况，把最近几个案子的外围材料让他看看。先不要接触太核心的东西，让他知道纪委办案的基本流程就行。”
老刘走过来，站在陈正明面前，伸出手。“刘志远。你叫我老刘就行。”
陈正明站起来，握了握他的手。那只手很干，很凉，但很有力，握了两秒就松开了，像完成了某种无需多言的交接仪式。
“陈正明。”他说。
“我知道。”老刘笑了笑，笑容很短，短到像一道闪电，还没看清就消失了，“赵书记提过你，说你信访局干得不错，办案子有一套。纪委跟信访不一样，你别急，慢慢来。”
老刘把陈正明领到对面的一张空桌前，拉开椅子。“你先坐这儿。我去找几份已经结案的卷宗给你看，你先熟悉一下纪委办案的文书格式、证据标准、谈话笔录的写法。看完了有不懂的问我。”
他转身走了，脚步声很轻，布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几乎听不见声音。办公室里又恢复了那种安静的、只有纸张翻动和钢笔写字的声音。陈正明坐在那把陌生的椅子上，看着桌上那盏旧台灯、那个空荡荡的笔筒、那摞还没有打开的卷宗，忽然觉得有些不真实。
四年前，他坐长途汽车到青江县，推开信访局那扇吱呀作响的防盗门，走廊里那股旱烟和旧纸张的气味把他呛得咳嗽了好几声。那时候他的办公桌在综合科，塑料台面上有烟头烫出的疤，抽屉里塞满了信访件的底稿，桌上的搪瓷缸子磕出了好几道豁口。四年来，他在那张桌上批了上千封信访件，写了上百份转办函，接待了数不清的上访群众。那张桌子的抽屉里永远有一股陈年的、闷闷的、像旧棉花一样的气味。
现在，他坐在省纪委的办公室里，面对的将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人。不是李长水，不是周德茂，不是那些从田埂上走进信访局、裤脚还沾着泥巴的上访群众；而是干部，是党员，是某局局长、某县县委书记、甚至更高的位置。他们不会坐到他面前哭，不会把诊断证明和照片一张一张地摊在桌上，不会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握着他的手说“同志，你帮帮我”。他们会坐在对面，穿着得体的衣服，用着得体的措辞，谈笑风生，滴水不漏。他们的手上没有老茧，但他们的案卷里藏着的东西，比那些手印更深、更黑、更难挖。
他不知道他会怎么面对这些人。但他知道，他必须学会。
老刘抱来一摞卷宗，放在他桌上，说了句“你先看，不着急”，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
陈正明打开最上面的一份卷宗。封面是牛皮纸的，上面写着案件编号、涉案人姓名、承办单位、结案日期。他用手指抚过那些铅印的字迹，感受到纸张的厚度和温度。他翻开第一页，从头看起。案件经过、证据材料、谈话笔录、调查报告、处理意见，每一个字都像是一个齿轮，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严丝合缝。缺一个签名，证据链就可能断裂；少一份附件，结论就可能被推翻。
窗外，天已经黑透了。办公室的日光灯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一幅沉默的剪影。走廊里偶尔有人经过，脚步声轻而快，像夜行的猫。他低下头，继续看。
“陈正明。”赵达声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
他回过头。赵达声已经穿上了外套，手里提着公文包，看样子是要下班了。
“明天上午九点，三室开案情分析会，你也参加。”赵达声说，“你来之前，青江县信访局给你写的鉴定我看过了。他们说你‘程序意识强，证据意识好，有群众工作能力’。这都是信访局的经验，纪委用得上，但不够——你还要学会跟干部谈话、从一堆材料里找出破绽、从正常中发现不正常。”
他顿了一下，看着陈正明。“这些东西，书本上写不出来，别人教不会，要你自己在案子中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