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藤市比榕城大，也比榕城新。车站是前年新建的，高大的穹顶，宽敞的候车大厅，明亮的日光灯管把整座建筑照得如同白昼。陈正明从出站口走出来的时候，一时间有些不适应——四年了，他习惯了青江县那种昏黄的、带着煤油味的灯光，习惯了招待所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和老槐树影子的移动轨迹，忽然被扔进这样一个灯火通明的地方，像一条被从河里捞出来的鱼，放进了水族箱。水是干净的，温度是恒定的，但它不是河。
他站在车站广场上，把帆布包从肩上放下来，揉了揉被带子勒得发酸的肩膀。广场上人来人往，有人举着牌子接站，有人拖着行李箱匆匆赶路，有人蹲在花坛边上抽烟。空气里有柴油味、炒栗子味、烤红薯味，还有一种大都市特有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混杂着希望和疲倦的味道。他深深地吸了一口，肺里灌满了陌生。
来之前，陶然给了他一个地址和一个人名。“省纪委纪检监察三室，主任姓赵，赵达声。你去报到的时候直接找他，不用经过人事处。”陶然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随意，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但陈正明注意到了他眼神里那种掩饰不住的、老辈人对晚辈人的、带着骄傲的期待。
赵达声。四年了，从王守一第一次在他面前提起这个名字，到赵达声到青江县调研、在座谈会上点名要他发言，再到这份借调函上的大红公章——四年，这个人的名字像一根线，一直牵着他的方向。他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然后把纸条收进口袋，背起包，走向公交车站。
省纪委在绿藤市的东边，一栋独立的灰色大楼，掩映在梧桐树的阴影里。楼不高，只有六层，但占地面积很大，从外面看不出里面有多少房间。门口有武警站岗，荷枪实弹，目光警惕地在每一个进出的人身上扫来扫去。陈正明在门口登了记，出示了借调函和身份证，武警战士对照了名单，确认无误，才放他进去。
大楼里面比外面安静得多。走廊宽阔，地面是暗红色的水磨石，擦得像镜子一样亮。墙上挂着“忠诚、干净、担当”的红色标语，字的笔画遒劲有力，像刀刻的。每一个从走廊里走过的人都穿着深色衣服，脚步轻而快，没有人说话，只有文件和脚步的声音。陈正明走在这条走廊里，感觉自己像是走进了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内部——每一个零件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无声地工作着，没有多余的噪音，没有多余的动作，没有多余的人。
纪检监察三室在四楼。陈正明找到那扇门，敲了三下。
“进来。”
推门进去，是一间不大的办公室，四五张办公桌拼在一起，桌上堆满了卷宗和文件，空气中弥漫着纸张和墨水的气味。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人，四十出头，中等身材，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正低着头看一份材料，听见门响，抬起头来，目光落在陈正明身上。
这个人陈正明认识。四年前，他到青江县调研的时候，见过他一面，说过几句话。四年后，他依然坐在省纪委的办公室里，眉眼间多了几道皱纹，鬓角添了几根白发，但那双眼睛没有变——还是那么亮，那么沉，那么像两颗被打磨过的黑石头。
“赵书记。”陈正明站在门口，微微欠身。
赵达声没有应“你好”，也没有寒暄。他把手里的材料放下，靠在椅背上，两只手交叠在肚子上，用了大概两三秒钟从上到下打量了陈正明一遍。那目光不冷不热，不亲不疏，跟四年前在青江县调研时一模一样——一个上级在审视一个下级，一个老纪检在打量一个新兵，一个四年前点了他的名、四年后把他调来的人。
“来了？”
“来了。”
“路上顺利吗？”
“顺利。”
“坐。”赵达声用下巴点了点对面的一把椅子。
陈正明走过去，坐下，把帆布包放在脚边。办公室里还有其他几个人，有的在埋头写材料，有的在翻阅卷宗，偶尔抬头看他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干活。没有人跟他打招呼，没有人自我介绍，气氛严肃但不紧张，像一间普通科室的工作日早晨。
赵达声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推到陈正明面前。“这是你借调期间的安排，你先看看。”
陈正明接过文件，翻开。借调期限六个月，工作内容：参与纪检监察三室相关案件的调查取证、谈话笔录、材料撰写等工作。工作关系：借调期间，行政关系、工资待遇仍在原单位，党组织关系转入省纪委机关党委。报到时间：收到借调函后十日内。
赵达声等他看完，伸出手指在文件上点了点。“你之前干过纪委的活吗？”
“没有。我在信访局干过四年，处理群众来信来访，转办协调，也做过一些初步核实的工作。”
“信访局那一套，跟纪委不一样。”赵达声把文件收回去，放在桌上，语气不重，但每个字都像是在石头上刻字，“信访局处理的是事儿，纪委处理的是人。事儿可以商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