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被闹钟叫醒的，是他自己醒的。生物钟在青江县这四年被训练得极准，每天五点四十，比招待所值班老头的那只老母鸡叫得还准时。
他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天花板。那条裂缝还在，从墙角延伸到吊灯的位置，在清晨灰蓝色的光线里显得比夜晚柔和了许多，像一条干涸的河流终于等到了雨季。
他坐起来，叠好被子，把床单拉平。四年了，这间308房间的每一处痕迹他都熟悉——门后挂钩上那枚生锈的图钉，窗户把手上的那道裂缝，床头柜上那块被搪瓷缸子烫出来的白印。
他在这个房间里度过了四年的夜晚，在这里写过多少次报告、接过多少个电话、流过多少次只有自己知道的冷汗，他已经记不清了。但他会记得这间房间，记得这个招待所，记得西街上每一个清晨和黄昏。
洗漱完，他把帆布包里的东西又检查了一遍。笔记本，钢笔，陶然的那本《信访条例》注释版，王阿姨昨晚塞的那包饺子已经凉透了，但还能吃。他把饺子放在帆布包的最上层，那是他今天路上的干粮。
李长水的感谢信夹在笔记本的封套里，贴着心脏的位置。四年前他带着空白的笔记本和满脑子的“十八年倒计时”来到青江，四年后他带走的是一个写满了字的本子和一个他从未预料到的、沉甸甸的、叫做“牵挂”的东西。
他背上包，最后一次环顾这间房间。窗户开着，晨风从外面吹进来，带着秋天特有的干燥和清凉。
远处的化工厂已经不冒烟了——去年年底，在省环保厅的督办下，县政府终于下发了关停文件，化工厂的烟囱从那时起就成了青江县城最高的、不会再呼吸的烟囱，像一个终于闭上了的、不肯闭上的眼睛。柳河村的水还没有完全变清，但据马德胜上次来信访局时说，已经比去年好了很多，井水能喝了，稻子也能收了，虽然产量还没有恢复到从前的水平，但至少不再是草了。
他关上门，走下楼梯。招待所值班的老头正在门口扫落叶，扫帚是竹枝扎的，扫在青石板路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像蚕在吃桑叶。老头看见他背着包下来，停了一下扫帚，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
“走了？”
“走了。”
“不回来了？”
陈正明没有回答。他站在那里，看着老头手里那把竹扫帚在地面上一下一下地划着，把落叶聚拢成一堆，又一堆。老头也没有追问，低下头，继续扫。沙沙沙，沙沙沙，像是某种古老的告别仪式，不需要言语，只需要声音。
“大爷，谢谢你。”陈正明说。
老头没有抬头，摆了摆手，意思是“走吧”。
信访局那栋灰砖楼在清晨的阳光里像一座沉默的纪念碑，门头的白底黑字牌子被四年的风吹日晒剥蚀得更加斑驳了，“信访局”三个字的笔画已经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陈正明站在门口看了它很久。
四年前他第一次推开这扇门的时候，门上的油漆还是完好的，防盗门虽然旧了但关得严实，走廊里那股旱烟和旧纸张的气味把他呛得咳嗽了好几声。
现在那扇门的油漆掉得更厉害了，防盗门关不严了，要用膝盖顶一下才能锁上，走廊里的气味变了，旱烟味淡了，旧纸张的气味还在，但多了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一种正在消散的温度。
他推开门，走进去。
走廊里很安静。灯还没有开，只有尽头窗户透进来的光，把走廊分成明暗两半。他走过接访科，门关着，杜月英应该还没到。他走过综合科，门关着，曹建平应该也还没到。
他走过局长室，门关着，这扇门在他来之前是陶然的办公室，在他来之后一度是他的办公室，现在又回到了陶然手里——以调研员的身份。
他走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口——不对，是副局长室门口。牌子还没有摘，“副局长室”四个毛笔字还在，墨水已经干了，不会再蹭到手上。
他没有推门进去，因为他要带走的东西已经在帆布包里了，办公室里剩下的那些文件、报表、归档底稿，昨天下午他已经全部整理好了，整整齐齐地码在文件柜里，每一份都有编号，每一份都有索引，方便接手的人查找。
他转过身，准备走。
走廊的另一头，局长室的门开了。
陶然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白背心，裤腰提到了肚脐以上，头发乱糟糟的，像是刚从床上爬起来，还没来得及梳。他的眼睛有些肿，眼袋很重，但那双被烟熏黄的眼睛看着陈正明的时候，光亮得不像一个六十多岁的人。
“这么早？”陶然的声音有些哑，像是嗓子眼里堵着什么东西。
“早班车，七点。”
陶然点了点头，没有说“我送送你”，也没有说“到了给我打电话”。他从裤兜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划火柴点着了。烟雾在走廊里缓缓散开，跟清晨的光线混在一起，像一层薄薄的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