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老了，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田地，手上的青筋凸起得更厉害了。他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蓝布衫，手里提着一个蛇皮袋，袋子里鼓鼓囊囊的，不知装了什么。
周德茂上了车，目光在车厢里扫了一圈，落在陈正明身上，愣住了。
四目相对，都没有说话。
然后周德茂走过来，在陈正明旁边的座位坐下了。他把蛇皮袋放在脚边，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沉默了很久。
“陈同志，我听说你要走了。”周德茂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四年前更沙哑了，“我来送你。”
长途汽车站到县城，十几公里。他从北门村走到县城，走了一个多小时。
陈正明的鼻子一酸。他没有说话，因为他一开口，声音一定是抖的。他点了点头，把手伸过去，握住了周德茂放在膝盖上的手。那只手粗糙、冰冷、骨节粗大，但握起来很实，实到像握着一块被风化了很久、但依然坚硬的石头。
“周大叔，地里的庄稼今年怎么样？”
“还行。”周德茂的声音有些哽咽，“比去年好。县里给补了钱，按省里的标准补的，一亩四千，一分没少。我家三亩地，补了一万二。我们把欠的债还了，剩下的钱准备给儿子娶媳妇。”
他顿了一下，咽了一口唾沫。“陈同志，那个‘备忘录’，我还留着。上面有你的字，有你的名。我跟我儿子说了，这张纸不能丢。以后我老了，他接着留。让他记住，有一个人，为咱们村的事跑过腿，操过心。”
陈正明握着他的手，没有说话。
车继续开。路过八里河的时候，陈正明看见那条曾经灰黑色、泛着白色泡沫的河，颜色已经浅了很多，泡沫也少了。
河边有人在洗衣服，有人在钓鱼，有孩子在往水里扔石子，一圈一圈的涟漪在河面上扩散开去。两岸的稻田已经黄了，沉甸甸的稻穗低着头，在风里轻轻摇晃。
快到市里的时候，周德茂攥着陈正明的那只手，攥得很用力，用力到有些疼。
“陈同志，到了省城，好好干。”周德茂说，“别让那些人把你欺负了。”
“不会的。”陈正明说。
长途汽车在长途汽车站停下。陈正明站起来，背上包，走到车门口的时候，周德茂在身后叫了他一声。
“陈正明。”
他回过头。
周德茂还坐在座位上，手里攥着蛇皮袋的袋口，指节发白。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最后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把手举起来，竖起了大拇指。四年前，在北门村的路口，他也做过这个手势。
那时候他是在感谢陈正明帮他们调解了征地纠纷。现在他是在告别，也是在托付——把青江县那些还没有解决的、还没有完全愈合的事，托付给这个离开的人，让他带着它们走得更远。
陈正明冲他点了点头，转身下了车。
车站外面，阳光很烈。十月的榕城，夏天还没有完全退去，热气从地面上升起来，把远处的景物扭曲成了模糊的影子。他站在车站门口，把帆布包从肩上拿下来，放在脚边。他在等一个人。王守一说要来送他，电话里没说几点，只说“你到了车站等着，我马上到”。
等了大约十分钟，一阵熟悉的摩托车声由远及近。
王守一骑着那辆三轮摩托车，从车站外面的马路上拐进来，车斗里坐着李大为。一个穿着警服，一个穿着便服。两个人都没有戴帽子，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像两个刚打完仗的士兵。
王守一跳下车，走到陈正明面前。他没有握手，没有拥抱，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四年了，他比四年前老了一些，脸上的皱纹多了，眼袋重了，但那双眼睛还是亮的，还是那种被砂纸磨过的小石头一样的亮。
“王所长，谢谢你四年来——”陈正明开口说了几个字，就被王守一摆手打断了。
“别说那些没用的。”王守一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塞到陈正明手里。
是一个信封，鼓鼓囊囊的，里面像是装着什么东西。
陈正明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照片。黑白照片，有些模糊，但能看清上面的人——八里河派出所的全体民警，站在那栋二层红砖楼前面，王守一站在前排中间，李大为站在最后排，夏洁站在最右边，还有那些他叫不全名字的老陈、老刘、老张、小杨、小赵。照片的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八里河派出所全体民警，1994年10月，赠陈正明同志。”
陈正明把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小心地放进帆布包里，跟笔记本放在一起。
“替我谢谢大家。”他说。
“你自己以后去谢。”王守一说。
李大为从车斗里跳下来，走到陈正明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