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局长，我走了。”

    “嗯。”

    “您保重身体。”

    “嗯。”

    “王阿姨的饺子，我带着了。”

    陶然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弹了弹烟灰，嘴角动了一下，不知是笑还是什么。“她昨天晚上包到十一点，说她包的饺子比省城的好吃。”他顿了一下，“你吃了就知道了。”

    陈正明站在走廊里，看着陶然。白背心，花白头发，手里的烟，嘴角那一点说不清是笑还是什么的弧度。他想说很多话，但每一句都堵在嗓子眼里，挤不出来。

    他想说“谢谢您这四年的照顾”，想说“您教我的我都会记住”，想说“青江县信访局有您在，不会散”。但这些话太轻了，轻到配不上这四年的重量。

    “陶局长，李长水那边，您帮我盯着。他的地虽然要回来了，补偿款还没完全到位。还有北门村的征地补偿，省里的新标准执行了，但从村民签字到钱到账，中间还有个过程。化工厂下游三个村的后续治理——”

    “你走了，这些事就不归你管了。”陶然打断了他，声音不大，但很硬，“你是省纪委的人了，不是青江县信访局的人了。这些事我会盯着，但不是因为你交给了我，是因为这是我的工作。”

    陈正明闭上了嘴，点了点头。

    陶然把烟抽完，烟蒂扔在地上，用脚尖碾灭了。“去赶车吧。别误了点。”他转过身，走回局长室，门在身后关上了，关得很轻，“咔嗒”一声，像一块石头落进了水里。

    陈正明在走廊里站了几秒，然后转身，走过接访科，走过综合科，走过信访局那扇关不严的防盗门，用膝盖顶了一下，锁上了。

    西街上，早点铺子已经开门了，油锅里的油正热着，老板娘把面团拉成长条，切两刀，扭一下，丢进油锅，滋啦一声，油条在油锅里翻滚，从白色变成金黄色。

    陈正明在早点铺子门口停了一下，买了一根油条，咬了一口，脆的，烫的，满嘴都是油香。这是他离开青江前的第一顿早餐，也是最后一顿。

    卖豆腐脑的小推车也出来了，老头还是四年前那个，围裙还是那条，上面的油渍更多了。他看见陈正明，笑了一下，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

    “陈同志，听说你要调走了？”

    “嗯，去省城。”

    “省城好，省城好。”老头舀了一碗豆腐脑，浇上卤汁，撒上葱花、虾皮、榨菜末，端给他，“这碗算我的，不要钱。”

    陈正明接过碗，低头看着碗里的豆腐脑，白嫩嫩的，浇着深色的卤汁，葱花是绿的，虾皮是黄的，榨菜末是红的。他端起碗，几口吃完了，把碗还给老头。

    “谢谢您。”

    “谢什么谢，你帮我们解决了多少事，我请你一碗豆腐脑还不应该？”老头接过碗，在围裙上擦了擦，“到了省城好好干，别给青江县丢人。”

    陈正明把钱塞进老头的围裙口袋里，转身走了。

    长途汽车站在县城的东边，离招待所不远。他到的时候，车已经停在院子里了，车门开着，售票员站在车门口喊：“榕城，榕城，走了走了！”声音还是四年前那个胖女人的声音，衬衫换了一件，但嗓门没变。

    陈正明上了车，选了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帆布包抱在怀里。

    车厢里的人不多，七八个，有的在打盹，有的在看窗外的风景，有的在低声聊天。一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坐在他前排，孩子大约一两岁，手指塞在嘴里，口水流了一脸。

    女人用毛巾给孩子擦嘴，一边擦一边说：“别哭了别哭了，到了榕城就见到爸爸了。”

    孩子不哭了，睁着圆圆的眼睛，看着窗外的天空。

    车开了。县城的主街、县政府的大楼、信访局的灰砖楼、西街的早点铺子、卫生所的白炽灯，一切都在往后退，像一部倒放的电影。他看见信访局那栋楼在晨光里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缩成了一个灰色的点，融进了远处的山影里。

    他没有回头。

    但他知道那个点在。

    出了县城，路变窄了，变颠了。车在坑坑洼洼的省道上摇晃，车厢里的人随着车身一起晃，有人晕车，把头伸出窗外干呕；有人在低声咒骂这条路什么时候才能修。

    陈正明靠着窗，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县城的水泥楼房变成田地和村庄，又变成起伏的山丘。这片土地他太熟悉了。

    四年来，他去古城乡去过不下十次，去八里河去过不下二十次，去柳河村、石门村、八里村那些化工厂下游的村子，他自己都记不清去了多少次了。

    每一条路他都走过，每一座桥他都跨过，每一片稻田他都看过它们从绿变黄、从黄变绿。

    车在一个岔路口停了一下，上来一个人。

    陈正明抬头一看，愣了一下。

    是周德茂。

    北门村的周德茂，四年前在迎宾大道上堵县政府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