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同志，到了省城，好好干。”李大为咧嘴笑了笑，跟四年前一模一样，笑得没心没肺，笑得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别让人欺负了。要是有人欺负你，你给我打电话，我骑着摩托车去省城给你撑腰。”
陈正明把那把瓜子装进口袋，伸出手，拍了拍李大为的肩膀。李大为的肩膀很宽，很硬，像一个还没有被岁月压弯的横梁。他不知道这根横梁能撑多久，但他希望它能撑得久一点，再久一点。
“李大为，你也是。好好干。”
王守一转过身，朝摩托车走去。走了几步，停下来，没有回头。
“陈正明。”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赵达声在省里等你。你别给他丢人，也别给自己丢人。”
他跨上摩托车，发动了引擎。李大为跳上车斗，回头冲陈正明挥了挥手。摩托车突突突地开走了，尾气在黑烟里散开，越开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车站外面的马路尽头。
陈正明站在车站门口，手里还攥着那把瓜子。他没有嗑，把它们放进了帆布包的内层口袋里。口袋里有笔记本，有钢笔，有周德茂的感谢信，有那张照片，有王阿姨的饺子。他把这些一件一件地摸了一遍，像清点行装的士兵，像清点家当的游子，准备出发了。
他走进车站，买了一张去绿藤市的票。火车下午两点开。
车站的候车室不大，几十把铁椅子，坐满了人。有人在吃馒头，有人在打牌，有人在睡觉，有人在看报纸。他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来，把帆布包放在脚边。
他拿出那本笔记本。四年了，它从新变旧，从薄变厚，封面的边角磨白了，纸张泛黄了，有些页被水洇过，字迹模糊了。他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八十七封信。三天。一件一件来。”
那还是他到青江县第三天写下的。那时候他还不知道那些信里写的是什么，不知道李长水、周德茂、马德胜、王守一、陶然这些人会在他生命里留下什么样的印记。他只知道——他要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处理完。
四年后，他没有处理完。
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是因为有些事情不是他能处理的。有些信，需要更长的时间、更高的层级、更多的人来一起处理。他只是第一棒，跑完了他该跑的那一段路，把接力棒交到了下一个人手里。
他翻开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
“1990年7月—1994年10月，青江县信访局。处理信访件1372件，调解纠纷47起，协助侦办刑事案件3起。认识了一些人，记住了一些事。没有遗憾。”
他在下面又加了一行：
“下一站：绿藤市--省纪委。”
写完这行字，他把笔记本合上，贴在胸口的口袋里。
窗口传来广播声：“开往绿藤方向的列车开始检票了，请旅客们到三号检票口检票上车。”
陈正明背上包，站起来，朝检票口走去。
他走过那些坐在铁椅子上的旅客，走过那个还在吃馒头的老人，走过那两个打牌打得正酣的年轻人，走过那个抱着孩子睡觉的年轻母亲。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跟他告别，没有人知道他在这座城市的四年里做了什么。
但他知道。
青江县知道。
陶然知道。王守一知道。李大为知道。杜月英知道。曹建平知道。周德茂知道。李长水知道。马德胜知道。那些在信访件上按下红手印的、他从未见过面的人知道。
那根接力棒，已经传出去了。
他走下站台，找到自己的车厢，上了车。车厢里人不多，他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把包放在行李架上，坐下来。
火车开动了。
窗外的风景开始移动。车站的站台、铁轨、信号灯、围墙、树木、房屋，一切都在往后退，像一部倒放的电影。列车员推着小车从过道走过，喊着“瓜子花生矿泉水，啤酒饮料八宝粥”，声音拖得很长，像是某种古老的号子。
陈正明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火车轮子撞击铁轨的声音，咣当，咣当，咣当，像心跳，像倒计时。他在心里默念：绿藤市，省纪委。四年了，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目的地，但“目的地”这三个字在他心里已经变了。四年前，“目的地”是汉东省，是人民的名义，是他知道的那些案件的答案。四年后，“目的地”还是汉东省，但“答案”已经不重要了。他知道答案，但他更知道——答案不是终点。在路上，才是。
火车开出榕城，窗外的田野在午后的阳光里闪闪发光。稻子黄了，等着收割。不远处的村庄，炊烟袅袅升起。
青江县远了。
绿藤市近了。
但他知道，他不是在离开。他是在带着青江县走。带着那八十七封信，带着李长水的感谢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