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明在信访局的办公桌从综合科搬到了副局长办公室——不是因为他想搬，是因为陶然在他到青江的第三年退了二线，当了调研员，局里需要有人顶上。
县委组织部考察了一圈，发现这个不爱说话、不抽烟、不喝酒、不跟任何人称兄道弟的研究生，居然是全局专业功底最扎实、办案数量最多、信访群众投诉率最低的人。
没有背景，没有靠山，没有派系。但有一摞厚厚的信访件处理底稿，有四个乡镇巡回讲课的签到表，有省环保厅的检测报告，有市政法委赵达声在会议上的点名。这些东西摞在一起，比任何人的推荐信都重。
三十二岁的陈正明，成了青江县信访局历史上最年轻的副局长。
消息宣布那天，陶然在他的办公室里坐了一下午，没有开灯，窗帘拉了一半，手里夹着一根烟，烟雾在昏暗的光线里慢慢散开。陈正明走进去的时候，他没有回头，只说了一句话：“我把这个摊子交给你了。你给我看好，别让它散了。”
陈正明站在他身后，看着陶然花白的后脑勺。四年了，陶然头上的白发比四年前多了将近一倍，原来只是鬓角有几根，现在满头都是，像落了一层薄薄的雪。他的背也更驼了，坐在转椅上的时候，整个人像是往椅子里塌陷进去。但那双被烟熏黄的眼睛没有变，还是那么亮，还是那么沉，还是让人不敢直视太久。
“陶局长，我不会让它散的。”
陶然没有回答，摆了摆手，意思是“你出去吧”。陈正明转身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很轻的叹息，不是悲伤，是一种终于可以把肩膀上的担子放下来、却发现放下之后反而更空了的叹息。
他当了副局长，办公室搬到了二楼，局长室隔壁那间。门上的牌子从“综合科”换成了“副局长室”，牌子是曹建平用毛笔写的，字迹工整，笔锋遒劲，但墨水没有完全干透，陈正明第一天上班的时候用手摸了一下，手指上沾了一道黑印，洗了两天才洗掉。
当了副局长，干的活跟以前差不多——还是看信、转信、协调、答复。只是多了一项内容：开会。县里的会，市里的会，政法系统的会，信访系统的会，有时候一周要开两三个，从青江县到榕城市，来回一百多公里，路还是那条坑坑洼洼的省道，车还是那辆半新的北京吉普，颠得人骨头都快散了。
但他已经习惯了。
四年，足够一个人习惯很多东西。习惯西街早点铺子的油条味道，习惯招待所那张硬板床和那道从墙角延伸到吊灯的天花板裂缝，习惯信访局走廊里那股混着旱烟和旧纸张的气味，习惯陶然坐在转椅上点烟时打火机发出的“咔嗒”声，习惯曹建平擦眼镜时慢悠悠的动作，习惯杜月英低声说话时偶尔流露出的那种“我在信访局干了十六年”的疲惫和骄傲。
他甚至习惯了自己在青江县的身份——不是穿越者，不是法学研究生，不是那个知道所有答案的人，而是一个普通的、基层的、每天都在跟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打交道的信访干部。这个身份比“穿越者”更重，比“法学研究生”更实，比“知道答案的人”更让他觉得踏实。
一九九四年，秋天。和四年前一样，老槐树的叶子开始黄了，风一吹，哗啦啦地落下来，铺满了信访局门口的青石板路。
那天下午，陈正明正在办公室审一份信访件的答复意见，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没有敲门，直接推的。他抬起头，看见陶然站在门口。
四年前，陶然站在综合科门口看他的时候，穿着军绿色夹克，腰板挺直，眼睛像两颗被砂纸磨过的小石子。现在站在副局长室门口的陶然，夹克还是那件夹克，但腰板弯了，眼睛也不那么亮了，像石子被水泡了太久，表面的棱角都磨平了。他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署名，只有四个字：“省纪委”。
“省纪委的借调通知。”陶然把信封放在桌上，声音不大，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你自己看吧。”
陈正明拆开信封，抽出里面的文件。是一份盖着省纪委大红公章的借调函，写着：因工作需要，借调青江县信访局副局长陈正明同志到省纪委纪检监察室工作，借调期限六个月。请于收到本函后十日内到省纪委报到。
他看完之后，把借调函放在桌上，抬起头看着陶然。陶然已经转过身去，背对着他，站在窗前。窗户开着，秋风从外面灌进来，吹动他花白的头发。
“陶局长，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省纪委直接跟县委沟通的。周书记已经批了。”陶然没有回头，声音从窗户那边传过来，有些失真，“赵达声推荐的。他在省纪委挂过职，跟那里的人熟。他说你在信访局四年，办的案子比纪委有些干部还多，应该去更高的平台看看。”
陈正明握着手里的借调函，手指在纸张的边缘摩挲着。省纪委。纪检监察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