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记的原话是——‘这个报告写得好，不是好在文笔，是好在不回避问题。全县的信访干部都应该看看，看看人家是怎么干活的。’”吴敏在电话那头念完了批语，顿了一下，“陈正明，你准备准备。下个星期开始，县委办安排你去各乡镇巡回讲一次，把你的工作法给大家介绍介绍。”
陈正明握着话筒，沉默了几秒。巡回讲课——这不在他的计划里。他的计划很简单：在信访局把案子办好，把信处理好，把该走的路走完。讲课这种事，是出了名的人干的。而他不想出名，尤其是在青江县这种地方。出名意味着被更多的人看见，被更多的人记住，也就意味着被更多的人盯上。
“吴科长，我只是一个科员，去各乡镇讲课，是不是不太合适？”
“合不合适不是你说了算，是周书记说了算。”吴敏的语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报告是你写的，案子是你办的，你不讲谁讲？难道让我去讲？”
陈正明没有再争。电话挂断后，他坐在综合科的椅子上，看着窗外那棵一天比一天秃的老槐树。树叶已经落了大半，剩下的一些挂在枝头，在风里瑟瑟发抖，像是舍不得离开，又像是在做最后的挣扎。秋天来了，不是悄悄来的，是大张旗鼓来的——风一天比一天硬，天一天比一天短，信访局走廊里的光线一天比一天暗。
陶然知道这件事后，把他叫进了局长室。
“周书记让你去讲课，你就去。”陶然靠在椅背上，手里夹着一根烟，烟雾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方缓缓散开，“但你记住，你讲的不是你的经验，是信访局的经验。你代表的不是你自己，是这个局。你说出去的每一句话，都要经得起推敲，不能在哪个乡镇留下话柄。”
“我知道。”陈正明说。
“还有。”陶然弹了弹烟灰，声音低了下来，“你出去讲课，各乡镇都会知道你这个人。有人会欣赏你，有人会想拉拢你，也有人会想毁掉你。你心里要有数，谁跟你套近乎，你都不要接。你只做你该做的事——讲完课，回信访局，继续干你的活。”
巡回讲课的第一站，是八里河镇。
不是陈正明选的，是吴敏安排的。八里河镇离县城最近，镇党委书记老郑跟县委办关系好，主动打了电话来，说“欢迎信访局的陈同志来传经送宝”。传经送宝——这四个字让陈正明觉得有些荒诞。一个月前，他还是一个刚分到青江县、连信访局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的新人；一个月后，他要去各乡镇“传经送宝”了。他不知道那些比他多干了十几年的乡镇干部愿不愿意听他讲，但他知道，他必须去讲。
八月二十二日，星期三，上午九点。
八里河镇政府的大会议室里坐了三十多个人。有镇里的领导班子成员，有各村的村支书、村主任，有乡镇站所的负责人。前排坐的是镇党委书记老郑、镇长和几个副镇长，后排坐的是各村的干部。会议室不大，三十多个人坐进去，挤得满满当当。墙上的电扇开着，呼呼地转，把桌上的材料吹得沙沙响。
陈正明站在前面的讲台后面，面前摆着茶杯和话筒。话筒是那种老式的、需要拍一拍才能响的，他拍了一下，话筒发出“砰”的一声闷响，在会议室里回荡了一圈。
他没有用稿子。稿子他带了一份，放在桌上，但他不会照着念。他要讲的东西，不是写在纸上的，是装在他脑子里的——李长水的信在抽屉里躺了九个月，北门村一百多号村民跟开发商对峙，化工厂下游三个村的井水变了颜色。这些事，不需要稿子。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不是经验，是教训。”他的声音不大，但话筒把它放大了，在会议室里嗡嗡地响，“我到信访局一个月，接手的第一批信访件，是八十七封积压了半年以上的信。最久的一封，在抽屉里躺了九个月。”
会议室里安静了。有人低头看桌面，有人端起茶杯喝水，有人在本子上写着什么。坐在前排的镇党委书记老郑双手抱在胸前，靠在椅背上，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眼睛一直在看着陈正明。
“这八十七封信，不是信访局不想办，是办不了。有的转不出去，有的转出去了没有回音，有的当事人地址不详联系不上。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把信访当成一件‘必须办的事’，而是当成了‘能办就办的事’。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放着。放着放着，就忘了。”
他停了停，看着台下那些表情各异的脸。
“怎么把‘能办就办’变成‘必须办’？”他从桌上拿起一张转办单的样本，举起来让大家看，“用程序。转办单上不写‘请酌办’，写‘请依法核查并书面答复’。不是把球踢出去就不管了，是要把球踢出去之后，盯着看对方接不接、怎么接、接住了没有。老百姓不认‘酌办’，只认‘办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