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纪委不是信访局。信访局处理的是群众的来信来访，是“事儿”；纪委处理的是党员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是“人”。信访局转办、协调、答复，纪委调查、取证、问责。两个系统，两套逻辑，两种打法。他不怕，但他知道自己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
“陶局长，我去报到之前，局里的工作——”
“局里的事你不用担心。”陶然转过身来，看着他，“你走了，副局长的工作我暂时兼着。反正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陈正明看着陶然的眼睛。那双被烟熏黄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不是泪光，是一种陈正明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像一个人在荒漠里走了很久，终于看到前方有一片绿洲，但知道自己走不到那里了，于是把水壶递给身后的人，说“你替我去”。
“陶局长，谢谢您。”
“不用谢我。是你自己走出来的路。”陶然走过来，在桌上放下一个东西——一本书，旧书，封面的字已经模糊了，但陈正明认出了它。是四年前陶然送他的那本《信访条例》注释版。书页已经泛黄，边角卷起，扉页上有陶然写的那行字：“心存敬畏，行有所止。”
“这本书我看了四年，该还给你了。”陈正明把书推回去。
陶然没有接。他把手插进裤兜里，看着那本书，像在看一个老战友。“你带着。到了省纪委，有空翻翻。信访条例跟纪委的办案规则不一样，但有些东西是一样的——程序，证据，事实。这些东西不管在哪个部门，都是吃饭的筷子，离了它们，你吃不了饭。”
陈正明把书拿起来，放进帆布包里。包还是四年前那个，洗得发白了，肩带磨断过一次，他用麻绳接上了，接得不漂亮，但很结实。
报到前的那个晚上，他没有住在招待所。
陶然留他在家里吃饭。陶然的家在信访局后面的一条小巷子里，一间两室的平房，院子不大，种着一棵石榴树，果子已经红了，咧开了嘴，露出里面晶莹的籽。陶然的妻子姓王，在县医院当护士，比陶然小几岁，头发也白了，但说话的声音很轻很柔，像春天的风。她做了一桌子菜——红烧肉、清炒豆芽、凉拌黄瓜、一盆鸡蛋汤，还有一盘饺子。饺子是韭菜鸡蛋馅的，皮擀得很薄，馅放得很足，一个一个码在盘子里，像一排排整齐的士兵。
“多吃点，到了省城就吃不到这么地道的饺子了。”王阿姨把饺子往陈正明面前推了推，筷子夹了一个放进他碗里，又夹了一个，再夹了一个，直到碗里的饺子堆成了小山。
陶然坐在对面，没有怎么吃，只是端着一杯白酒，小口小口地抿。酒是散装的高粱酒，烈，入喉的时候像吞了一口火。他抿一口，看一眼陈正明，再抿一口，再看一眼。那目光里没有不舍，没有嘱托，只有一种沉甸甸的、压得人喘不过气的信任。
“到了省纪委，不要急着表现自己。”陶然放下酒杯，声音有些沙哑，“先看，先听，先学。纪委办案跟信访不一样，纪委的每一个案子都涉及到人的政治生命，一句话说错了，一份证据取错了，影响的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个家庭的事。你记住——宁慢勿错。”
陈正明把碗里的饺子一个一个地吃完了，把汤也喝完了。他放下碗筷，看着陶然。
“陶局长，我记住了。”
陶然点了点头，把杯子里剩下的白酒一口干了。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站在石榴树下，背对着陈正明。月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像落了一层薄薄的霜。王阿姨收拾碗筷的时候，悄悄在陈正明的帆布包里塞了一包东西——用塑料袋包着的，隔着袋子能摸出来，是饺子。凉的，但带着她的体温。
陶然送他到巷口。西街的路灯还是那几盏，坏了大半，只有路口的卫生所还亮着灯。那只橘猫已经不在了，不知道是老了死了还是被人抱走了，卫生所门口台阶上坐着的是另一只花猫，比橘猫胖一些，懒一些，看见人也不躲。
“陶局长，外面凉，您回去吧。”
陶然站在路灯下，两只手背在身后，没有说话。昏黄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把那些皱纹照得更深了，像干涸的河床。陈正明看着他，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酸涩。四年，他在这里待了四年。四年前他来的时候，陶然还是信访局的局长，腰板挺直，说话硬邦邦的，像一根生了锈但还撑着的铁棍。四年后他走的时候，陶然已经是调研员了，腰弯了，头发白了，说话的声音也不那么硬了，但那根铁棍还撑着，只是撑的方式不一样了。
“去吧。”陶然说，声音很轻，轻到像一片落叶。
陈正明转过身，朝招待所的方向走去。走了十几步，他停下来，回过头。陶然还站在那里，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从巷口一直延伸到西街的马路中间，像一根黑色的、指向远方的箭头。
他转过身，继续走。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