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陈正明准时出现在县委办公室门口。县委在县政府大楼的对面，一栋三层的灰砖楼，比信访局那栋大一些，但也大不了多少。门口站着两个穿制服的保安，其中一个看了他的工作证，用笔在一张登记表上记下了他的名字和来访时间。
县委办公室在三楼，走廊比信访局的宽，地面铺的是暗红色的水磨石，擦得很亮，能照见人影。墙上挂着“为人民服务”的横幅，是毛体的，墨迹已经有些褪色了。陈正明走到挂着“综合科”牌子的门前，敲了敲门。
“进来。”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
推门进去，办公室里坐着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短发齐耳，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确良短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她面前的桌上堆着厚厚一摞文件，左手边摆着一杯茶，茶杯已经凉了，茶叶沉在杯底，像一片小小的水底森林。
“你是信访局的陈正明？”她抬起头，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下。
“是。”
“我姓吴，吴敏，县委办综合科。”她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份文件，推到陈正明面前，“赵书记周一在市委开了一个信访工作座谈会，市里要求各县总结上报基层信访矛盾源头化解的典型经验。县里决定把你们信访局最近处理的那几个案子作为典型，写一份总结报告。陶局长推荐你来写。”
陈正明拿起那份文件，翻了翻。是市里下发的通知，要求各县上报“枫桥经验”在本地的实践成果。枫桥经验——上世纪六十年代浙江枫桥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基层治理经验，八十年代被重新提了出来，成了全国信访系统的一面旗帜，一面被太多人举过、又被太多人放下的旗帜。
“吴科长，这个报告什么时候要？”
“下周一之前。两千字左右，不要太多。”吴敏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叶梗进了嘴里，她用舌头抵出来，吐在手心里，扔进桌边的垃圾桶，动作很自然，毫不避讳，“写完之后先给陶局长看，他同意了再送到我这里。县里汇总后统一报市里。”
陈正明把文件收进帆布包里。“好，我回去写。”
他转身要走，吴敏叫住了他。
“陈正明。”她摘下眼镜，用眼镜布慢慢地擦着镜片，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你写的时候，不要只写那些‘领导重视’‘措施得力’‘成效显著’的空话。赵书记在会上说了，他要看的是‘怎么做的’‘为什么这么做’‘做成了什么’。你要把你的‘备忘录’、转办函、化工厂的水样检测，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写进去。”
陈正明站在门口，看着她。戴眼镜的时候她看起来像一个标准的机关干部，摘下眼镜之后，她的脸忽然变得很年轻，年轻到像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我知道了。谢谢吴科长。”
“不用谢。赵书记点了你的名，你的材料要写好。”
陈正明走出县委办公室，站在三楼的走廊里，透过窗户看着对面的县政府大楼。两栋楼之间隔着一个不大的广场，广场中央有一座假山，假山下面是一个圆形的喷水池——没有喷水，池子里积着雨水，水面上漂着几片枯叶。
赵达声点了他的名。
这个名字被点在文件上，被写在通知里，被吴敏念出来，像一颗石子丢进水里，涟漪一圈一圈地扩散开去，从县委办传到信访局，从信访局传到各个乡镇，从各个乡镇传到他听不见的地方。有些人会因为这四个字对他另眼相看，有些人会因为这四个字对他敬而远之，有些人会因为这四个字对他恨之入骨。
他不在乎这些。
他只在乎那份报告能不能写好。
回到信访局，陈正明没有回综合科，直接去了陶然的办公室。局长室的门半开着，陶然正坐在桌前看文件，戴着那副缠着白胶布的老花镜，眼镜腿上的胶布又多了几道，大概是又断了一次。
“陶局长，县委办让我写一份枫桥经验的总结报告，市里要的。”
陶然摘下眼镜，靠在椅背上，两只手交叠在肚子上。“我知道。我推荐的你。”
“谢谢陶局长。”
“不用谢。”陶然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点着了，吸了一口，烟雾在他面前散开，“你写的时候，把那几个案子的经过写清楚。李长水的事怎么压了九个月，你怎么把它翻出来的；北门村的纠纷怎么调解的，你那封备忘录怎么写的；化工厂的水样怎么取的，怎么送到省里的，省里的检测报告怎么说的。这些细节，你比谁都清楚。你写出来，让市里的人看看，青江县信访局不是只会写转办单。”
他弹了弹烟灰，看着陈正明。
“但我告诉你，写完了，你不要指望这份报告能给你带来什么。赵达声点了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