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转办单放下，翻开笔记本，念了一组数字：“过去一个月，信访局转办了二十三件信访件，收到书面答复的有十一件。这个比例不高，不到一半。但跟去年同期比——去年同期转了二十九件，收到书面答复的是四件。提高了将近三倍。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能干，是因为我不写‘请酌办’。”

    台下有人笑了。笑声不大，稀稀拉拉的，但总算是有人笑了。老郑没有笑，但他放下了抱在胸前的双手，放在了桌上。

    陈正明又讲了北门村的征地纠纷，讲了那张“备忘录”上的七个红手印和五个签名，讲了他是怎么把化工厂的水样送到省里检测的、检测报告上那些超标的数据意味着什么。他讲得很细，把每一个环节都掰开了讲，告诉台下的这些人——信访工作不是收发室，不是传声筒，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和稀泥，而是一条路，一条从老百姓家门口通到政府办公桌上的路。这条路上有坑，有石头，有岔路口，但你必须走过去。不能绕开，不能回头。

    他讲了一个小时，比预定的时间多了二十分钟。但他讲完之后，台下没有人看表，没有人起身离开。

    老郑第一个站起来。他没有鼓掌，只是伸出手，跟陈正明握了一下。“讲得好。不是讲得好，是做得对。”他说。然后他转过头，对着台下那些村干部说了一句话，嗓门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你们都听见了？以后老百姓来找你们，你们不能再说‘我帮你问问’。要像陈同志说的，要有一个准话——能办的，什么时候办；不能办的，为什么不能办。都记住了？”

    台下有人点头，有人应“记住了”，有人没有反应。

    陈正明收拾好桌上的东西，把帆布包背上，走出会议室。走廊里站着一个人——八里河派出所的王守一，穿着一件半新的警服，袖子卷到手肘，手里夹着一根烟。

    “王所长？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你来讲课，过来听听。”王守一把烟掐灭，扔进走廊角落的垃圾桶里，转过身看着陈正明，目光里带着一种审视的、但又温和的、像父亲看儿子的表情，“讲得不错。但你讲的这些东西，有些乡镇不爱听。你讲的‘程序’‘答复’‘依法’，都是在给他们加活。他们本来可以拖的，你讲了之后，他们拖不了了。”

    “我知道。”陈正明说。

    “你知道就好。”王守一转过身，朝楼梯口走去，“下一站是古城乡。你小心点。古城乡的郑志远，跟程德厚是一条线上的。你在报告里写了古城乡的事，他们对你恨得牙痒痒。”

    他走了。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一下接一下，从走廊的这头响到那头，然后消失在楼梯口。

    陈正明站在走廊里，看着王守一消失的方向。古城乡——那个他一个月前去过的地方，那个程德厚当了十五年支书的村子，那个李长水的信在信访局躺了九个月也没人敢动的地方。他要去那里讲课了。去告诉古城乡的干部们“信访工作应该怎么做”。而这些人，可能正是把李长水的信压了九个月、让程德厚的地基打了大半年的那些人。

    他不怕。

    但他知道，这一站不会像八里河镇那么简单。

    巡回讲课的第二站是古城乡。时间安排在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五。

    从县城到古城乡的路还是那条路，坑坑洼洼，尘土飞扬。陈正明坐的是县信访局唯一的一辆三轮摩托车，司机是局里的老周，五十多岁，当过兵，开车技术很好，但从来不说话。三轮摩托车在路上颠簸了一个半小时，到古城乡政府门口时，陈正明的骨头都快被颠散了。

    古城乡政府跟他上次来的时候没什么变化。三层的灰砖楼，门口停着一辆绿色的北京吉普，车身上溅满了泥点。院子里有一个水泥篮球场，篮球架的篮筐上挂着半张破网，在风里飘来飘去。

    陈正明走进乡政府大楼，在一楼找到了上次来过的那间会议室。门开着，里面已经坐了十几个人。他往里走的时候，看见一个人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正是乡党委书记郑志远。郑志远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衫，头发梳得油光锃亮，靠在椅背上，两只手交叠在肚子上，目光穿过会议室，落在他身上，像两块冰。

    “郑书记好。”陈正明走过去，伸出手。

    郑志远没有握。他把手从肚子上拿开，放在桌上，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水，然后才抬起头，看了陈正明一眼。

    “陈同志来了。坐吧。”

    陈正明把手收回来，走到讲台后面。他把帆布包放在桌上，从里面拿出笔记本和那份写好的讲稿。会议室里的人不多，但气氛很沉，沉得像放了一盆冰水，寒气从每个角落往上升。有人低着头，有人看着窗外，有人在本子上画着什么，没有人看他。

    他开始讲。

    讲程序，讲转办单，讲“请依法核查”代替“请酌办”。讲到一半的时候，台下有一个人举起了手。不是提问的姿势，是拦车的姿势——手掌朝着他，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