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一切。
但他什么都没做。
不是因为他不想做，是因为他做不了。一个县委书记，在一个地方干了五年，要调走了，走之前不能出事，不能有大动静，不能得罪太多人。所以他选择等——等市里的人来掀盖子，等下一任书记来处理问题，等时间把一切变成过去式。
陈正明不怪他。
他只是觉得，如果五年之后，自己坐在那把椅子上，也会做同样的选择吗？他不知道。他希望自己不会。但他知道，在体制内待得越久，做选择的空间就越小。不是因为你变坏了，是因为你发现，很多事不是你一个人能决定的。
他站起来，把帆布包背上，走出会议室。
走廊里没有人。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面上投下一块方方正正的光斑，光斑里有尘埃在飞舞，慢悠悠的，像是在跳一种早已失传的舞蹈。他走过那块光斑，脚步很轻，几乎听不见声音。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一个人从后面追了上来。
“陈正明。”
他回过头，是吴敏。她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走得有些急，喘着气。
“吴科长。”
“周书记刚才说的那些话，你不要多想。”吴敏把文件袋换到另一只手里，声音不大，但语气很认真，“他到年底就要调走了，有些话不好说。不是你写的东西不对，是他不能说‘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陈正明看着她的眼睛。黑框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很亮，很诚恳，没有机关干部常见的闪烁和躲闪。
“我明白。”
“你明白就好。”吴敏把文件袋递给他，“这是你的报告的原件，县里留了复印件。原件你带回去，信访局存档。”
陈正明接过文件袋，打开看了一眼。最上面是一张红色的文件批阅单，上面有周明远的签名和一行批示：“此报告内容翔实、问题清晰、措施具体。请信访局继续跟踪落实，并将进展情况及时报我。”
周明远签了“同意”。不是“同意上报”，是“同意”——两个字，没有主语，没有宾语，像一个没有刻完的印章。他可以理解为“同意报告的内容”，也可以理解为“同意报告上报”，也可以理解为“同意问题存在，但不等于同意解决方案”。怎么理解都行，怎么说都行，怎么解释都行。
这就是县委书记的批示。每一个字都有用，每一个字又都没有用。像一把万能钥匙，能开所有的锁，但看你怎么转。
陈正明把文件袋收进帆布包里，道了谢，走下楼梯。
出了县委大楼，他没有马上回信访局，而是在广场上站了一会儿。广场中央的假山上长了一层薄薄的青苔，喷水池里的水已经干了，池底积着一层灰黑色的淤泥，淤泥里长着几簇野草。
他看着那座假山，看了很久。
假山是假的。石头是真的，但堆在一起，做成了山的形状，看起来像一座山，其实不是山。信访工作有时也是这样——看起来在解决问题，其实没有解决；看起来矛盾上交了，其实没有交；看起来程序走完了，其实程序是空的，像这池子里的水，干了，只剩下淤泥。
但淤泥里长出了野草。
那几簇野草不高，不壮，不茂盛，但它们活着。在这池干涸的淤泥里，在没有水、没有养分、没有阳光直射的地方，它们活着。
他转过身，朝信访局的方向走去。
西街上人不多，早点铺子已经收摊了，卖豆腐脑的小推车也走了。卫生所门口，那个写作业的女孩换了一个位置，从台阶挪到了门槛上——不，不是写作业，是在择菜，一把一把地把黄叶子摘掉，扔在脚边的塑料袋里。她看见陈正明经过，抬起头看了一眼，目光里没有好奇，没有打招呼的意思，只是看了一眼，又低下头继续择菜。
他走到信访局门口的时候，一个人从旁边的早点铺子里站出来，拦住他的路。
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衫，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几乎遮住了半张脸。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塞到陈正明手里，然后转身快步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跟地面说话。
“小心。有人盯上你了。”
他走了。步子很快，转眼就拐进了西街旁边的一条小巷子，消失在一排低矮的平房后面。
陈正明站在信访局门口，低头看着手里的纸条。
纸条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缘毛糙，折了两折。他打开，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几行字，字迹歪歪扭扭，像是用左手写的：
“有人要整你。化工厂的事，不要再查了。古城乡的事，也不要再问了。你不是赵达声，你保不住自己。”
没有落款。没有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