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快了“一些”，是快了“很多”。仿佛那辆黑色桑塔纳压过的土路被施了某种魔法——车开过之后，原本卡住不动的事情开始自己转动起来，像一台生锈多年的机器被人浇了一壶热油，齿轮咬合了，皮带绷紧了，轮子开始转了。
先是北门村。赵达声走后第三天，县国土局的人到了八里河。不是打电话，不是发文件，是直接派人去了。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停在村委会门口，三个穿蓝布工作服的人从车上搬下测量仪器，在周德茂家那块被挖了一半的地上重新拉尺、重新丈量、重新登记。周德茂站在自家门口，看着那三个人忙活了两个小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有人问他“周大叔，满意不”，他说了一句话：“我等了七个月，等来三个量地的。我等他们把钱送到我手上再说。”
然后是古城乡。赵达声走后第五天，县纪委的人去了十里村。不是信访局转办的，不是陶然催促的，是县纪委直接派下去的。陈正明是从杜月英嘴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杜月英那天上午接了一个电话，挂了之后走到综合科门口，压低声音说了一句：“纪委的人把程德厚带走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一把刀，切开了综合科里沉闷的空气。曹建平正在喝水，杯子停在嘴边，停了三秒，然后慢慢放下来，放得很轻，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什么时候的事？”陈正明问。
“今天早上。县纪委的车直接开到了十里村，在村委会门口把人带走的。村里人都看见了。”杜月英看了一眼局长室的方向，确认门关着，“不是信访局转的，是市纪委直接督办的。有人在赵达声来青江的时候，把古城乡的材料递到了他手里。”
陈正明没有说话。他靠在椅背上，手指在笔记本的封面上无意识地画着圈。
有人在赵达声来青江的时候，把古城乡的材料递到了他手里。
那个人不是他。
他不认识那个人，不知道那个人是乡里的干部还是村里的村民，不知道那个人是通过什么渠道把材料递上去的。但他知道了一件事——在青江县，在那些沉默的、灰扑扑的、看起来什么都不敢说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中间，有人在看着他做的事，在等着他往前走，在他走不动的时候，会从后面推他一把。
这种感觉很奇怪。
不是温暖，不是感动，而是一种更沉的、更重的东西，像有人在你的背包里悄悄塞了一块石头，你不觉得重，但你知道它在那里，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背着那个包。
程德厚被带走的消息在信访局传开之后，走廊里的气氛又变了。不是变好，不是变坏，而是变得更——复杂了。有人开始跟陈正明说话了。不是曹建平那种“工作需要”的说话，而是真正的、带着目的和试探的说话。
办信科的老刘在开水房碰见他，主动问了一句：“小陈，你那个化工厂的案子，市里到底什么态度？”语气很随意，像是在问今天中午食堂吃什么，但陈正明注意到，老刘端着的搪瓷缸子没有去接水，就那么空着端在手里，等他的回答。
“我不清楚。”陈正明说，“案子已经移交给环保局和纪委了，信访局只是配合。”
老刘“哦”了一声，把空缸子放在水龙头下面，拧开水龙头，热水哗哗地流出来，蒸汽模糊了他的脸。他从蒸汽后面说了一句：“你小心点。有些人开始捧你，不是因为你厉害，是因为赵达声点了你的名。赵达声要是哪天不点你的名了，这些人捧你的手，就会变成推你的手。”
水满了，他关掉水龙头，端着缸子走了。
陈正明站在开水房里，看着水龙头还在一滴一滴地滴水，水滴落在铁皮水池里，发出清脆的声响，叮，叮，叮，像某种古老的计时器，在计算着他还能在青江县待多久。
八月十一日，星期六，下午三点。
陈正明正在综合科整理信访件的月度统计报表，电话响了。他接起来，话筒那边是一个低沉的、沙哑的男声，带着一种长途跋涉后的疲惫。
“陈正明，我是王士涂。”
他的手指微微收紧，握住了话筒。
“王队长，你好。”
“你上次提醒我查砖瓦厂的值班表，我回去查了。”王士涂的声音很低，低到像在跟空气说话，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像刻在石头上的碑文，“一九八九年的值班表，少了一个月的。八月的那本，被人撕掉了。不是拆开撕的，是从装订线上整本扯掉的。值班表旁边有一个签到本，签到本还在。签到本上，去年八月十五号到八月三十一号，每天都有三个人的签名。”
陈正明握着话筒，没有说话。
“三个人的签名，”王士涂重复了一遍，“跟三个孩子失踪的时间，完全吻合。”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沉默里能听见王士涂的呼吸声，沉重，缓慢，像是在爬一个很长很陡的坡。
“王队长，你找到那三个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