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明点了点头。“我知道。”
“知道就好。去写吧。”
回到综合科，陈正明把帆布包放在桌上，从包里拿出笔记本和一沓稿纸，拧开钢笔帽。他没有马上动笔，而是先把笔记本翻到这一个月来记录的所有案子的页面，一页一页地看了一遍。
李长水的信。八十七件积压信访件。北门村的征地纠纷。化工厂的污染问题。照阳县的三个失踪少年。张二河的失踪案。每一页都有日期、有名字、有数字、有手印。每一页都是他在这一个月里用脚走出来的、用手写下来的、用心记住的。
他把稿纸在桌上铺开，在第一行写下标题：
“青江县信访矛盾源头化解工作法”
然后他停了一下，在标题下面加了一行小字：“——以近期信访案件处理实践为例”
他不是在写一篇官样文章。他是在写一份答卷。
他写得很慢。不慢不行，因为每一个案子的每一个细节，他都要确保准确无误。李长水的自留地被占，他写的是“九个月未予正式答复”。不是“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不是“正在积极协调”，是“未予正式答复”。枫桥经验的核心是“矛盾不上交”，但李长水的地被占了，信在信访局的抽屉里躺了九个月，连一个正式答复都没有。这不是“不上交”，这是“不处理”。
北门村的征地纠纷，他写的是“因省、县两级补偿标准不一致，导致村民与开发商对峙”。不是“补偿问题引发矛盾”，是把省里的标准和县里的标准并列写出来，让读者自己看差距——一亩地差两千块，翻了一倍。枫桥经验说“就地解决”，但这个“就地解决”的“地”到底在哪里？在乡里？在县里？在省里？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跟村民说“一个月”，村民就等了一个月。不是因为信他，是因为他们已经等了七个月了，不差这一个月。
化工厂的污染问题，他写的是“信访局委托省环保厅检测水样，确认三项指标严重超标”。不是“据群众反映”，不是“初步判断可能存在污染”，是“确认”——白纸黑字，数字为证。枫桥经验说“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但化工厂的烟囱冒了这么多年的黑烟，下游三个村的村民跑了那么多趟，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不是“矛盾不上交”，这是“没有人接”。
他把这些全部写了进去。
不回避，不修饰，不粉刷。像清水洗过的石头，把纹理和裂痕都露出来，让人看清楚这块石头是从哪座山上凿下来的。
初稿用了两天。第一天写框架和第一、二部分，第二天写完第三、四部分和结尾。两千三百字，比要求的三千字多了三百字——不，比两千字多了三百字。他删了两遍，删到两千一百字，不能再删了。每一句话都有用，每一个数字都不可替代。
他把初稿拿给陶然看。
陶然戴着老花镜，在局长室里看了二十分钟。看得很慢，比看任何文件都慢。看到“九个月未予正式答复”那一行时，他的手指在纸上停了一下，没有说话，继续往下看。看到“信访局委托省环保厅检测水样”那一行时，他把眼镜摘下来，用那块已经看不出颜色的眼镜布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又看了一遍。
看完之后，他把稿纸放在桌上，摘下老花镜，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陈正明坐在对面，没有说话。
陶然闭着眼睛，沉默了大概有两三分钟。窗外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他脸上的皱纹在光线下深得像刀刻的沟壑，嘴唇的颜色很淡，几乎是白色的。
“你写得不像报告。”陶然睁开眼睛，声音有些沙哑。
陈正明的心沉了一下。
“不像报告，”陶然说，“像病历。青江县的病历。你把这一个月来，你接手的每一个案子，都像解剖一样剖开了。好的坏的，能说的不能说的，你都写进去了。你知道这份报告如果送到市里，会有什么后果吗？”
“知道。”
“什么后果？”
“市里的人会知道，青江县信访局有人在做实事。也会知道，青江县的有些问题，不是信访局能解决的。”
陶然看着他，那双被烟熏黄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不是欣赏，不是担忧，是他第一次在陶然脸上看到的表情——像是笑，又不像是笑，嘴角微微上扬，但眼睛里没有笑意。
“行了。送上去吧。”陶然把稿纸推回来，“我签字，盖章。吴敏那边你自己送去。”
报告送上去之后的第四天，县委办来了电话。
还是吴敏打的，声音比上次高了一些，语速快了一些：“陈正明，你那份报告，县委书记看了。周书记说写得很好，要作为全县信访工作的典型材料，在下次全县信访工作会议上印发。周书记还说要见你。”
县委书记要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