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两半。照片上的男孩大约七八岁，剃着小平头，穿着一件大人的白衬衫，袖子卷了好几卷，对着镜头笑，笑得没心没肺，笑得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

    他把塑料袋放回桌上，没有说话。

    “他爸妈已经不在石门村了。”王志远的声音更低了，低到像是在自言自语，“去年冬天搬到外省去了。他爸说待不下去了，看到那个村子就想哭。但他妈不肯走，说要等消息。后来他爸说‘你要等你自己等，我等不了了’，一个人走了。他妈到现在还在村里，每天到村口坐着，从早上坐到晚上，等那封信来。”

    王志远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没有声音，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流，流到嘴角，流到下巴，滴在中山装的领口上，一滴，一滴，又一滴。

    另外两个人也开始哭了。没有声音，只是眼泪在流。

    陈正明坐在那里，没有递手帕，没有说“不要哭了”，没有说“一定会找到的”。他知道这些话没有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坐在那里，听他们哭，记住他们哭的样子。

    接访科的门关着，走廊里没有人。杜月英今天请假了，曹建平在综合科，门关着。整个信访局仿佛只剩下了这间屋子，这四个男人——三个在哭，一个在听。

    王志远哭了很久。哭完了，用袖子擦了擦脸，站直了身子，把那袋照片重新装回口袋里。

    “陈同志，我今天来，不是来哭的。我是来告诉你——不管这个案子最后能不能破，你做的那件事，我们都记着。你把那封信转出去了，你让我们知道，还有人记得石门村的那三个孩子。”

    他把手伸过来，这次没有犹豫，没有退缩，直接握住了陈正明的手。那只手很粗糙，像砂纸，但很热，像刚从火炉边拿出来的。

    陈正明握住他的手，握了很久。

    王志远带着另外两个人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没有回头，只说了一句话：“陈同志，你要保重。这个案子后面的人，不好惹。”

    他走了。三个人，一前两后，走在西街的阳光下。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回头，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信访局门前的青石板路上，像三把黑色的、没有柄的刀。

    陈正明站在门口，看着那三把“刀”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卫生所拐角的地方。

    他转身走回接访科，把王志远没有喝完的那杯水倒掉，把搪瓷缸子洗了，放回柜子里。

    然后他回到综合科，坐下来。翻开笔记本，在今天的日期下面写了几行字：

    “8月13日，照阳县石门村失踪少年王建国的叔叔王志远来访。三人在接访科哭了一场。王说：‘不管这个案子最后能不能破，你做的那件事，我们都记着。’”

    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

    窗外，老槐树的叶子已经黄了一半，有几片在风里打着旋儿落下来，落在信访局门口的青石板路上，落在早点铺子的油锅盖上，落在卖豆腐脑的小推车上。没有人扫，也没有人在意。

    秋天要来了。

    他到青江县还不到一个月，就已经感觉到了季节的变化。不是气温的变化，是心境的变化——夏天的燥热正在一点一点地退去，一种更沉的、更安静的、像铅一样的东西正在慢慢地填充进来。那种东西叫责任，叫承诺，叫“我把那封信转出去了，你让我知道还有人记得”。

    他在笔记本上又加了一行字：

    “秋天之前，我把该转的信都转出去了。冬天之前，我要把该跟的案子都跟住。”

    写完之后，他把笔记本贴在胸口的口袋里，站起来，去开水房倒了一杯水。水很烫，他端着搪瓷缸子走回综合科的时候，缸子里的水在晃，晃出来几滴，滴在他的手背上，烫了一下。

    他没有擦。

    那点烫，会好的。

    而那些孩子们身上的伤，那些永远等不到孩子回家的父母，那些在村口从早坐到晚、等一封信来的人，他们的烫，还没有好。

    他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坐下来，继续整理信访件的月度统计报表。

    窗外的老槐树还在落叶。

    一片，两片，三片。

    没有人扫。

    但他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