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全局大会，是各科室负责人的碰头会。陈正明原本没资格参加这种会，但陶然让杜月英通知他列席。杜月英通知他的时候，表情很复杂，嘴唇动了又动，最后只说了一句：“陶局长让你去，你就去吧。”
会议室在信访局二楼，比综合科大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一张长条桌，几把折叠椅，墙上挂着“信访工作流程图”，玻璃框里的纸已经发黄了，边角卷了起来。桌上放着一个搪瓷茶盘，盘子里扣着几个搪瓷缸子，缸子上的字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人民服务”，有的是“奖给先进工作者”，有的是“青江县信访局”，像一群来自不同家庭的、被拼凑在一起的孩子。
陶然坐在长条桌的一端，手里夹着一根烟，烟雾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方缓缓散开。他的脸色很平静，但陈正明注意到，他今天穿了一件新衬衫——白色的，领口笔挺，袖口的扣子扣得整整齐齐。这件衬衫不是用来开碰头会的，是用来见人的。
“市政法委赵达声副书记后天来青江调研信访工作。”陶然弹了弹烟灰，目光在与会者脸上扫了一圈，“日程安排：上午听县里汇报，下午去八里河派出所和北门村实地走访，晚上回榕城。县里的汇报会，信访局由我参加。下午的走访，需要两个同志陪同。杜月英，你跟我去。另外——”他顿了一下，目光落在陈正明身上，“陈正明也去。”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曹建平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没说话。办信科的老刘低下头看着自己的笔记本，鼻尖差点贴到纸上。没有人看陈正明，但所有人都知道陶然说了什么。
杜月英看了陈正明一眼，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散会后，走廊里的人走得比平时快。办信科的老刘几乎是跑着回的办公室，门在身后关上的声音很响，“砰”的一声，在走廊里回荡了好几秒。综合科的小冯在开水房门口跟陈正明走了个对脸，低头绕过他，像绕过一根电线杆。
曹建平走进综合科的时候，陈正明正坐在桌前整理材料。他看了陈正明一眼，拉过自己的椅子坐下，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戴上眼镜，开始看。看了几行，又摘下眼镜，用眼镜布慢慢地擦着镜片。
“赵达声这个人，”曹建平忽然开口了，声音不大，像是在自言自语，“在市里很有名。他是部队转业干部，在政法系统干了十几年，办案铁面无私，得罪了不少人。有人说他是‘青天’，有人说他是‘一根筋’。但有一点大家都认——他认事不认人。”
陈正明抬起头，看着曹建平。曹建平的眼镜已经擦好了，架在鼻梁上，反着光，看不清他的眼睛。
“他下午去八里河，点名要走访北门村。北门村那个征地纠纷，是你调解的。他去那里，不是去看风景的。”曹建平的声音低了下去，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你准备准备。把你处理那个案子的经过、依据、结果，全理一遍。赵达声这个人，喜欢问细节，问到你答不上来为止。你不要跟他讲空话，不要跟他讲‘领导重视’‘群众满意’那种词。他只相信数字和时间。”
陈正明把曹建平的话在心里过了一遍，然后从抽屉里拿出北门村征地纠纷的那份“备忘录”复印件。那张折了两折的纸上，七个红手印和五个签名还在，手印的颜色已经从鲜红变成了暗红，像干了的血。他把备忘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把笔记本上关于这件事的记录找出来，一条一条地核对。
征地纠纷的经过：7月22日，北门村村民因补偿标准问题与开发商对峙；7月23日，双方在他的调解下达成一个月暂停协议。调解依据：省里的征地补偿新文件已下发，但县里未转发执行；开发商按旧标准补偿，村民要求按新标准；双方僵持。调解结果：开发商暂停施工一个月，村民不再围堵工地，信访局负责协调县国土局在一个月内明确补偿标准。
他把这些内容理成了一页纸的要点，写了改，改了写，写到最后一张的时候，钢笔的墨水没了。他拧开墨水瓶，把笔尖插进去，反复挤压墨囊，看着墨水被一点一点地吸进去，像血管里重新注满了血。
调研的日子到了。
八月四日，星期六。天阴，云层很低，压得人有些喘不过气。陈正明穿了一件新洗的白衬衫，把帆布包里的笔记本和材料又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遗漏，然后骑车去了信访局。
他到的时候，陶然已经站在门口了。穿着那件新的白衬衫，头发比平时梳得整齐，脸上的皱纹像是被熨斗烫过一遍，比平时浅了些。他站在那里，两只手背在身后，像一棵种在信访局门口的老树，根扎得很深，风吹不动。
“你先去八里河派出所等着。”陶然看了他一眼，“王守一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赵书记下午先去乡里，你跟他会合。”
陈正明骑车到八里河派出所的时候，王守一正在院子里擦那辆北京吉普。他穿着一件半新的警服，袖子卷到手肘，手里拿着一块湿抹布，正在擦挡风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