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达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比陈正明的那个大一些，黑色封皮，边角已经磨白了。他把笔记本翻开，拔开钢笔帽，看着周德茂。
“你慢慢说。把时间、地点、找过哪些人，全说出来。不要急，我记着。”
周德茂从头说了起来。从去年九月开始，乡里来人量地，说县里要征地搞开发。过了半个月，村里贴出公告，补偿标准每亩两千元。他去找村委会，村主任说这是县里定的，他们管不了。他去找乡政府，乡政府说县里的文件还没下来，让他等。他去找县政府，县政府办公室的人说这事归国土局管。他去找国土局，国土局说“正在研究中”。一直研究到现在，大半年了，研究出什么来了？开发商来了，推土机来了，地基挖了，但补偿款一分没见到。
周德茂越说越激动，嗓门大了起来，额头上的青筋一根根地暴起来，像树根一样盘在皮肤下面。他伸出三根手指，在赵达声面前晃了又晃。
“三亩地啊！我家四口人，就靠这三亩地吃饭！地没了，补偿款不到位，我们吃什么？喝西北风？”
赵达声低着头，笔在纸上飞快地移动。他没有打断周德茂，没有说“你不要激动”，没有说“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知道了”。他只是记，把每一个字都记下来。
等周德茂说完了，他把笔记本上记录的内容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把笔记本转过来，让周德茂看。
“老周，你听听我记的对不对。”他开始念，念得很慢，把时间、地点、人物、经过都念了一遍。念完之后，看着周德茂，“有没有遗漏的？”
周德茂愣了一瞬。他跑了大半年，见过那么多干部，赵达声是第一个在听完他说话之后、把记下来的内容念给他听、问他“有没有遗漏”的人。他的手微微发抖，嘴唇哆嗦了几下，眼泪差点掉下来，但他忍住了。
“没……没有遗漏。都对。”周德茂的声音有些哽咽，但他强撑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赵达声合上笔记本，把钢笔别回口袋。他看着周德茂，目光里有一种陈正明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同情，不是愤怒，不是无奈，而是一种更深的、更重的东西，像一个人站在雪地里，看着另一个没有穿鞋的人。
“老周，你等了一个月了，不能再让你等了。”赵达声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石头里凿出来的，“我会让县里在十五天之内，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补偿标准按省里的新文件执行，一亩四千。历史欠账，一次性补齐。谁拖了这件事，谁就要负责。”
周德茂站在原地，像一棵被风吹了很久的老树，终于等到了风停的那一刻。他的嘴唇在颤抖，他想说“谢谢”，但那个词堵在嗓子里，怎么都出不来。最后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把腰弯了下去，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赵达声伸手扶住了他的肩膀。那只手不大，手指不长，但很有力，像一根铁棍，撑住了周德茂快要弯下去的腰。
“不用谢我。这是你该得的。是政策规定的，不是我给的。”赵达声说，“我只是把政策还给你。”
从北门村出来，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赵达声没有去乡政府吃饭，让司机把车停在路边的一家小面馆门口，要了三碗阳春面。面是手擀的，汤是骨头熬的，上面飘着几片葱花和一滴猪油，简简单单，但热腾腾的。
赵达声端着碗，呼噜呼噜地吃面，吃得很香，像一个刚从地里干活回来的农民。他吃了一碗，又要了一碗，第二碗吃得慢了一些，边吃边跟陈正明说话。
“你那个‘备忘录’，王守一给我的。”赵达声把筷子放在碗上，“他说这个‘备忘录’不是法律文书，但比法律文书还有用——因为上面有手印，有签名，有日期。程序上走不通的事，用这种土办法走通了。”
陈正明没有说话。
“我跟王守一认识二十年了。”赵达声端起碗喝了一口汤，汤顺着嘴角流下来一点，他用袖子擦了，“这个人不爱夸人。他说你好，那就是真的好。”
“王所长帮了我很多。”陈正明说，“张二河的案子，北门村的纠纷，还有化工厂的事，他都出面协调了。”
赵达声把碗放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烟雾在午后的阳光里缓缓升腾，像一条灰色的丝带。
“王守一这个人，在基层干了二十年，有经验，有能力，有情义。但他有一个问题——他太容易认命了。他觉得有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与其白费力气，不如把力气花在能改变的事情上。”赵达声弹了弹烟灰，看着陈正明，“你跟他不一榇。你不认命。”
陈正明沉默了几秒，说了一句不是谦虚、也不是客气的话：“赵书记，我不是不认命。我只是觉得，那些事应该有人去做。没人做，我就去做。”
赵达声看着他，目光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不是欣赏，是一种更复杂的、说不清的感情，像一个人在废墟里看到了一棵还活着的树苗，想给它浇水，又怕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