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书记的车已经出榕城了。”王守一说，“你先在所里等着，人到了我喊你。”
陈正明把自行车停在院子里，走进派出所的值班室。李大为正坐在桌后面看报纸，看见他进来，从抽屉里摸出一把瓜子，放在桌上。
“嗑？”李大为问。
“不嗑。”陈正明坐下来。
“你在紧张？”李大为把一颗瓜子塞进嘴里，嗑开，吐出壳，动作一气呵成，“不用紧张。我听王所说，赵书记那个人，看起来凶，其实他不凶。他只是不笑。不笑不代表凶，对吧？”
陈正明没有回答。他从帆布包里拿出那页整理好的要点，低头看了看，又折好放回去。
他没有紧张。他的心跳很正常，手掌没有出汗，呼吸也很平稳。他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像一潭没有风的水。
等待本身也是一种工作。
十一点十五分，王守一推开值班室的门，脸上的表情变得严肃了。“来了。走吧。”
一辆黑色桑塔纳停在派出所门口，车牌是榕城的。驾驶座上坐着一个穿深色夹克的年轻人，应该是司机。赵达声坐在后座，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正在看。他没有马上下车，而是把文件看完，折好，放进公文包，然后才推开车门。
陈正明站在派出所门口的台阶上，看着赵达声从车里出来。他穿的是那天开会时穿的那件深蓝色夹克衫，但头发没有那天梳得整齐，有几缕搭在额前，像是不久前被风吹乱的。
赵达声抬起头，看了一眼派出所的二层红砖楼，目光在那块白底黑字的牌子上停了一秒，然后移到了陈正明身上。
“陈正明。”他叫了一声，不是疑问，是陈述。
“赵书记好。”
赵达声没有说“你好”，也没有寒暄。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材料，递到陈正明面前。“你写的‘备忘录’，我看了。”
陈正明接过来，低头看了一眼。是他手写的那份“备忘录”，不是复印件，是原件——那张折了两折的、上面有七个红手印和五个签名的纸。纸被压得很平，折痕几乎看不见了，像是被人用熨斗仔细熨过。他不记得自己把原件交给过谁，但赵达声手里拿着它，说明有人把它送到了赵达声的桌上。
“走吧，带我去北门村。”赵达声转身朝桑塔纳走去，“你坐我的车。路上给我讲讲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
陈正明上了车，坐在赵达声旁边。司机发动了引擎，桑塔纳平稳地开出了八里河派出所的院子。
从派出所到北门村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陈正明用这段时间，把这个案子的每一个细节都讲了一遍——村民与开发商对峙的时间、地点、人数；双方的分歧焦点（旧标准每亩两千元，新标准每亩四千元，差额一倍）；他的调解过程（分开谈话、确认事实、达成暂停协议）；那封“备忘录”的每一条内容；以及后续的进展（县国土局的转办函已发出，至今未收到答复）。
他讲得很慢，很细，每一个数字都精确到个位，每一个时间节点都精确到天。他没有加任何修饰词，没有说“村民很可怜”，没有说“开发商很霸道”，没有说“这件事很难办”。他只说事实。
赵达声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没有提问。他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像是在打盹，但陈正明注意到，他的右手食指在膝盖上轻轻地敲着，一下，一下，一下，节奏稳定得像一个节拍器。
陈正明讲完的时候，桑塔纳刚好停在北门村的路口。
赵达声睁开眼睛，推开车门，下了车。
北门村跟陈正明上次来时差不多，但因为是周六，村子里的人多一些。几个孩子在村口的空地上拍皮球，老人们坐在门槛上晒太阳，一个年轻媳妇端着一盆衣服从屋里走出来，看见几辆陌生小车停在路口，愣了一下，转身进了屋。
赵达声沿着村子的土路往里走，走得不快，但步子很大，每一步都踩得很实。王守一跟在后面，陈正明走在最后。
在村子的中间，他们看见了周德茂。
周德茂正蹲在自家门口抽旱烟。他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蓝布衫，头发比上次见时白了一些，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他看见陈正明，站了起来，目光在陈正明身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到了赵达声身上，又从赵达声身上移到了那辆黑色桑塔纳上。
“周大叔，这是市政法委的赵书记。”陈正明走上前，“他想了解一下你们村征地的事。”
周德茂把旱烟在鞋底上磕灭了，把烟杆别在腰带上。他看了赵达声一眼，目光里有警惕，有打量，还有一种长期跟基层干部打交道养成的、不信任何人但愿意再试一次的复杂表情。
“赵书记，”周德茂开口了，声音沙哑，“我不懂官场上的事。我就想知道，我家那三亩地，到底按什么标准补？是一亩两千，还是一亩四千？这个问题问了大半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