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变好，也不是变坏，而是变得——更安静了。走廊里的脚步声更轻了，接访科的说话声更低了，连食堂里筷子碰到碗边的声音都像是被刻意压了下去。那种安静不是和谐，是紧绷，像一根被拉到极限的绳子，随时可能崩断。
陈正明成了这根绳子上最显眼的那个结。
局里没有人再跟他说话。不是故意不说话，是不知道说什么。跟他说话，会不会被刘德柱那边的人看见？会不会被当成“站队”？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年终考核？每个人都在心里算这笔账，算来算去，得出的结论都一样——离他远一点。
曹建平倒是说话，但只说工作。“这份报表你填一下”“那封信你归档了没有”“上午的会你去不去”——每一句都是必需的、无法回避的，每一句说完就结束，没有多余的一个字。
杜月英在走廊里碰见他，会点头，但不说话。点完头就走，脚步比平时快很多，像是在赶时间，又像是在躲避什么无形的目光。
陈正明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没有放在心上。不是因为他大度，而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不是坏人，他们只是普通人。普通人在风暴来临之前，会选择找一个避风的地方躲起来。这不是背叛，是生存本能。
他只是没想到，第一个打破这种沉默的人，会是王守一。
星期四上午，陈正明正在综合科整理信访件的分类统计表，听见走廊里传来一阵熟悉的脚步声——不是陶然的轻，不是杜月英的快，不是曹建平的慢，而是一种沉稳的、带着节奏的、像老钟摆一样的脚步声。他抬起头，还没来得及站起来，门已经被推开了。
王守一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警服，领口的扣子解了一颗，露出脖子上被太阳晒出的红印。他的脸色不太好，眼袋很重，像是好几天没睡好觉，但那双眼睛还是亮的，像两颗被打磨过的黑石头，在陈正明身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了。
“陈正明，你跟我去一趟市里。”
陈正明愣了一下。“王所长？现在？”
“现在，马上。”王守一把警帽从头上摘下来，在手里转了一圈，“车在外面等着。陶局长知道，你不用跟他打招呼了。”
陈正明收拾了一下桌面，把笔记本和钢笔塞进帆布包，跟着王守一走出信访局。门口停着一辆绿色的北京吉普，车身上的泥点比上次更多了，挡风玻璃上溅着一片干了的泥浆，透过它看出去，世界是模糊的。驾驶座上坐着一个年轻民警——李大为，正趴在方向盘上打盹，被王守一敲了敲车窗才惊醒。
“王所，去哪？”
“市委。你开车，别问。”
吉普车沿着迎宾大道开出县城，上了通往市里的省道。路况很差，坑坑洼洼的，车身一直在颠簸，陈正明坐在后座，被颠得东倒西歪，不得不用手撑着前面的座椅靠背。
王守一坐在副驾驶座上，把警帽放在膝盖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点着了。烟雾在车厢里弥漫开来，开车的李大为被呛得咳嗽了两声，但没敢说什么。
“王所长，我们去市委干什么？”陈正明问。
王守一没有马上回答。他吸了一口烟，把烟灰弹出窗外，看着窗外的稻田飞速后退。那些稻田有些已经黄了，有些还是绿的，黄绿交错，像一幅没有画完的画。远处有一根烟囱在冒烟，不是化工厂的，是县砖瓦厂的，烟柱细而直，在风里微微摇晃。
“你知道市委政法委的赵达声吗？”王守一问。
“听说过。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对。”王守一弹了弹烟灰，把烟叼在嘴角，声音有些含糊，“他今天下午在市委开一个信访工作的座谈会，点名要见你。”
点名要见你。
这四个字像一颗石子投进了陈正明心里的池塘，荡开一圈一圈的涟漪。他握住帆布包的带子，手指在上面摩挲着，脑子里快速转过几个念头。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正处级干部，分管全市政法信访工作。他怎么会知道一个青江县信访局的新科员？
“王所长，是您推荐的吗？”
王守一沉默了一瞬，把那根烟从嘴角拿下来，放在手心里看了看——已经烧到滤嘴了，他把烟掐灭，扔出窗外。
“前天我去市里开会，碰见了赵书记。他问起县里信访工作的情况，我就提了你几句。说你处理了北门村的征地纠纷，写了补充调查提纲，把化工厂的水样送到省里去检测，还被副县长打电话骂了一顿。”王守一顿了顿，声音低了一些，“赵书记听完，说了一句——‘这个年轻人，我要见见’。”
陈正明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的风景。省道两边的杨树一棵接一棵地往后倒，像一排站得笔直的哨兵，在向他敬礼，又像是在目送他走向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
李大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嘴角动了动，大概想说“你小子走运了”，但王守一在边上，他没敢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