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信封举到眼前，翻来覆去地看了两遍。
然后他把它贴回胸口的口袋里。
第二天一早，陈正明骑自行车去了县政府。
县政府在迎宾大道的尽头，一栋五层的灰色大楼，楼顶竖着一根旗杆，五星红旗在晨风里飘扬。大楼前面是一个小广场，广场中央有一座假山，假山下面是一个圆形的喷水池——没有喷水，池子里积着雨水，水面上漂着几片枯叶和一些烟头。
他把自行车停在广场旁边的车棚里，锁好，然后走上县政府大楼的台阶。台阶是花岗岩铺的，被无数双脚磨得光滑发亮。两扇大玻璃门敞开着，门厅里站着一个穿制服的保安，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继续看报纸。
陈正明走进门厅，在一楼大厅的墙上找到了楼层索引。县长办公室在四楼，最东边。
楼道很长，水磨石地面，墙壁刷着半截绿色墙裙，墙上每隔几米挂着一块镜框，里面镶着“团结、务实、高效、廉洁”之类的标语。他经过一间间关着的门，门上的标牌写着“财政局”“教育局”“农业局”“水利局”……每一扇门都关着，走廊里没有人，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一下一下地响着，像某种倒计时。
四楼到了。县长办公室的门开着半扇，从门缝里能看见里面有人在走动，听见电话铃声在响。
陈正明敲了敲门。
“进来。”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
他推门进去。办公室里坐着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白衬衫，黑西裤，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正在整理一摞文件。桌上摆着“县长秘书”的桌牌，旁边堆着几摞厚厚的材料。
“你是？”秘书抬起头，上下打量着陈正明，眼睛里带着一种县城干部特有的、对外来者的警觉。
“我是信访局的陈正明。有一份报告要呈送给县长。”
秘书接过信封，没有拆开，随手放在桌上那摞文件的最上面。陈正明注意到他的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金戒指，戒指上刻着“福”字。
“什么报告？”
“化工厂污染问题的调查报告，附省环保厅的检测数据。”
秘书的手停了一下，抬眼看了陈正明一眼，目光在那句“省环保厅的检测数据”上多停了一秒。他的表情没有什么变化，但陈正明注意到，他的左眼微微跳了一下——像有人在那个位置扎了一根针。
“知道了。你回去吧。”秘书说。
陈正明没有马上走。他站在原地，看着那封牛皮纸信封被压在一摞文件下面，露出一角。那个角刚好露出“检测报告”三个字。
“赵秘书，这份报告比较急，能不能请县长尽快阅示？下游三个村的村民一直在等。”
赵秘书——赵志强——抬起头，目光从陈正明的白衬衫移到他的帆布包，又从帆布包移到他的脸上。
“我知道。”赵志强的声音不冷不热，“县长这两天日程很满，今天上午有个会，下午要接待省里的检查组，明天还要去市里开会。报告我会按顺序呈上去，你回去等消息。”
“大概要等多久？”
“该等多久就等多久。”
这是逐客令。
陈正明没有再说话，转身走出了县长办公室。沿着走廊往回走的时候，他的脚步比来时慢了许多。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走廊分割成明暗相间的条纹，他走过一条又一条光带，像走过一个又一个没有尽头的日子。
他知道赵志强会把报告压着。不是因为他跟化工厂有什么利益关系，而是因为这是规矩——县长太忙了，报告要排队，急件也要排队，没有什么是真正“急”的，除非县长亲自打电话来说“这个急”。而县长不会打电话，因为县长还不知道有这份报告。
所以他只能在心里对那份报告说一句话：你先躺着，我会来叫醒你的。
回到信访局，陈正明把送报告的经过跟陶然汇报了。陶然听完，没有评价，只“嗯”了一声，说了一句“那就等着”，然后低下头继续看文件。
陈正明回到综合科，坐下来，翻开笔记本，在今天的日期下面写了一行字：“7月31日，报告已送县政府办。赵志强收。等批示。”
写完之后，他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树叶上的灰又厚了一层，叶子的边缘开始卷起来了，像被火烤过一样。不是火，是烟——化工厂的烟囱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吐着灰色的烟雾，那些烟雾在空气里飘散，落在树上，落在庄稼上，落在人的肺里。
下午三点多，接访科的杜月英忽然急匆匆地走到综合科门口，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不是紧张，不是兴奋，是一种说不清的、混合着意外和释然的东西。
“陈正明，”她的声音微微发颤，“县纪委来人了。他们收到了一份举报材料，跟化工厂有关。他们说要见你。”
陈正明放下笔，站起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