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明在综合科的桌前坐了五天。五天里，他处理了二十三件新到的信访件，整理完八十七封积压信的归档底稿，把那本《环境保护法（试行）》翻了三遍，又在笔记本上抄了二十几条相关的行政法规和地方规章。他把能做的事情都做了，把能填的表格都填了，把能打的腹稿都打了。但心里的那块石头，始终没有落地。
五天了，水样检测报告还没到。国土局那封转办函的答复期限也还没到。化工厂下游那三个村没有再来人，信访局门口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陈正明知道，这种平静是假的，像暴风雨前的闷热，压得人透不过气。
星期一下午，杜月英接了一个电话，脸色当即变了。
她握着话筒听了几秒，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然后用手捂住话筒，朝综合科的方向喊了一声：“陈正明！省环保厅的电话！”
陈正明几乎是跑着过去的。接访科的办公桌上摊着几份表格，杜月英侧身让开，把话筒递给他，两只手在裤腿上擦了擦，像是比他还紧张。
“你好，我是青江县信访局陈正明。”
电话那头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带着省城口音，语速不快，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陈同志，你们送来的水样检测报告出来了。我是省环保厅监测中心站的李工。报告内容我先口头跟你通报一下，正式的文件这两天会通过机要寄过去。”
陈正明握着话筒的手微微收紧。他的手指把话筒捏得发白，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颤。
“李工，您说。”
“你们送来的两瓶水样，一瓶是地表水，一瓶是地下水。地表水的检测结果是——化学需氧量、氨氮、挥发酚三项指标严重超标，不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地下水的检测结果是——多项指标同样超标，不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李工停顿了一下，像是在翻看报告，然后继续说了下去。
“具体数字我说一下，你记一下。地表水化学需氧量，国家标准是每升不超过一百五十毫克，你们的水样是四百二十毫克，超标近三倍。氨氮，国家标准是每升不超过三十毫克，你们的水样是九十五毫克，超标三倍多。挥发酚，国家标准是每升不超过一毫克，你们的水样是六点八毫克，超标近七倍。地下水的超标情况类似，尤其是挥发酚，检出值非常高。这种物质对人体有慢性毒性，长期饮用会导致肝脏、肾脏损伤，对孕妇和儿童的危害更大。”
陈正明握着话筒，一个字一个字地记。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地响，像秋天的树叶被风吹过地面。他记完最后一笔数字的时候，发现自己握着笔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害怕，是一种说不清的、积压了太久的情绪终于找到了出口。
“李工，这个检测报告，法律效力怎么样？”
“我们是省级权威检测机构，报告具有法律效力。如果你们需要用于行政执法，这份报告可以作为依据。但我要提醒你——检测报告的结论只是事实认定的一部分。是否构成违法排污、是否需要行政处罚，需要环保部门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
“我明白。谢谢李工。”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电话挂断了。
陈正明把话筒放回座机，手指还搭在话筒上没有松开。他低头看着笔记本上那些数字——四百二十，九十五，六点八，每一个数字都像一颗钉子，钉在纸上，也钉在他的脑子里。这些数字不是抽象的，它们是柳河村井水的颜色、是石门村稻穗的瘪壳、是八里村孩子的咳嗽声。
杜月英在旁边一直没说话。她看着陈正明的脸，从他的表情里读出了结果，轻声问了一句：“超标了？”
“严重超标。”陈正明把那页纸撕下来，折了两折，攥在手心里，“杜科长，我去找陶局长。”
他几乎是冲进局长室的。
陶然正靠在椅子上翻一份文件，看见陈正明进来，脸色不对，把手里的文件放下，摘掉老花镜，用下巴点了点对面的椅子。“坐下说，什么事？”
“省环保厅的检测报告出来了。”陈正明把笔记本摊在桌上，指着那些数字一栏一栏地念。四百二十，九十五，六点八，念到挥发酚超标近七倍的时候，他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半度。
陶然没有打断他，听着那些数字在局长室里回荡。等陈正明念完了，他把老花镜重新戴上，低头看着那些数字，看了很久。窗外的阳光照在他的老花镜片上，反射出两团白茫茫的光，遮住了他的眼睛，让陈正明看不清他的表情。
“你打算怎么办？”陶然问。
“写报告，报县政府。请县政府责成环保局依法查处，责令化工厂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的，按环保法第十八条，报请县政府责令停业、关闭。”
陶然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桌上，用手指揉着鼻梁，揉了很久。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不知道是因为老花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