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一个，是一群。
他骑着自行车从招待所过来的时候，远远就看见西街尽头那栋灰砖楼前面黑压压的一片。起初他以为是早点铺子排队的，骑近了才看清楚——那是人，不是排队买油条的，是堵在信访局门口的。
四五十个人，大多是中老年人，也有几个年轻妇女抱着孩子。他们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脚上全是沾着泥巴的解放鞋。没有人举标语牌，没有人喊口号，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站着，像一群被暴风雨赶到了屋檐下的羊。但他们的眼睛不是羊的眼睛——是狼的眼睛，是那种被逼到绝路上、随时可能拼命的狼。
陈正明把自行车停在路边，锁好，走过去。
人群看见他穿着白衬衫、提着帆布包，自动让开了一条路。没有人问他是不是信访局的，仿佛他们之间的某种默契告诉他们——这个年轻人，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他走到信访局门口，门还没开。陶然通常八点到，现在才七点四十。他掏出钥匙——杜月英昨天给他的，信访局大门的备用钥匙——插进锁孔，拧了两圈，推开了那扇吱呀作响的防盗门。
“各位乡亲，进来吧。”他站在门口，朝人群招了招手，“接访科坐不下这么多人，先到走廊里站一下，我去搬凳子。”
人群鱼贯而入。走廊狭窄，四五十个人站进去，立刻挤得满满当当。有人在咳嗽，有人在低声说话，有人在哄怀里哭闹的孩子。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旱烟味和汗酸味，混在一起，像发酵过头的酸菜。
陈正明从接访科搬了八把折叠椅出来，又从综合科搬了四把，在走廊里摆成一排，又去开水房烧了一壶水，用搪瓷缸子一杯一杯地倒。
“各位先坐，先喝水。有什么话，一个一个说，不要急。我是信访局的陈正明，今天负责接待大家。”
一个头发全白的老汉最先坐到了那把离陈正明最近的折叠椅上。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胸口印着“青江县农业学大寨”几个已经模糊不清的红字。他的脸上全是皱纹，像是被人用手揉皱的纸，又勉强摊平了。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背上的青筋像蚯蚓一样凸起来。
“陈同志，我是石门村的孙德茂。”老汉的声音有些发抖，不是怕，是压了太久的愤怒，“你们信访局是不是管化工厂的事？我们村的地，快种不出庄稼了。今年稻子灌浆的时候，穗子全是瘪的。我活了六十八年，没见过这种事。”
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稻穗——不，不是稻穗，是干枯的、轻飘飘的野草一样的东西。穗子上稀稀拉拉挂着几颗谷粒，用手指一捏，全是空壳，里面没有米。
“你看看，这是稻子？这是草！”孙德茂把稻穗举到陈正明面前，手在发抖，“我种了一辈子地，没见过这么薄的年成。去年的收成就少了两成，今年怕是连一半都收不到。没有收成，我们吃什么？喝西北风？”
走廊里的人开始七嘴八舌地说起来。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在说，每个人都在倾诉，每个人都在把压在心里半年、一年、甚至更久的话往外倒。那些话像被堵了很久的洪水，一旦找到了缺口，就汹涌而出。
陈正明没有打断他们。他站在走廊中间，手里握着笔记本，一支笔飞快地记着。孙德茂，石门村，六十八岁，稻谷减产五成以上。王桂兰，石门村，四十三岁，两个孩子反复咳嗽，去县医院看了三次，查不出原因。赵长河，八里村，五十一岁，家里的井水从去年开始发黄，烧开了有股怪味，不敢喝了，每天去三里外的邻村挑水喝。刘春花，八里村，二十九岁，怀了二胎，但最近三个月总感觉浑身没劲，村里有好几个孕妇都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一条一条，他全记了下来。
四十五个人，他记了四十五个名字，四十五个地址，四十五个不同但相似的苦难。
当最后一个村民说完、走廊里终于安静下来的时候，陈正明合上了笔记本。他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些脸——疲惫的、愤怒的、绝望的、还残存着一丝希望的脸。
“各位，你们说的情况，我都记下来了。”他的声音不大，但走廊里没有一个人说话，每个人都竖起耳朵在听，连孩子都不哭了，“化工厂的问题，信访局已经正式受理了。昨天我已经去了柳河村，取了水样，送省环保厅检测了。今天你们来了，就省得我下个星期再去石门村和八里村跑了。谢谢大家。”
他微微鞠了一躬，不是刻意的礼貌，是发自内心的感谢。感谢这些村民把他们的苦难告诉他，感谢他们还愿意相信信访局这个牌子，感谢他们没有在沉默中烂掉。
“那我们的问题什么时候能解决？”孙德茂问。
陈正明沉默了一瞬。
他知道这个问题的重量。“什么时候能解决”——不是“什么时候能受理”，不是“什么时候能给答复”，是“解决”。水变清，庄稼恢复，井水能喝，孩子不咳嗽。这是村民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