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胜不是来吵架的，他是来打探的。他想知道陈正明手里有什么牌——知道水样的事，说明他在信访局有眼线；知道送到省里去了，说明他的消息渠道比陈正明想象的更快；问他“有没有跟环保局通气”，是在试探陈正明是否越过了环保局这个法定监管主体。

    如果他回答“没有”，张德胜就可以说“你私自取样，程序不合法”；如果他回答“有”，那是在撒谎。无论他怎么回答，张德胜都已经占据了一个制高点——程序。

    “张厂长。”陈正明的声音很平，平到他自己都有些意外，“水样是信访局按正常程序委托省环保厅检测的，不是我个人行为。检测报告出来后，如果水质有问题，信访局会依法转交环保局处理；如果水质没有问题，信访局也会如实告知村民。”

    张德胜看着他，看了几秒，然后伸手去拿桌上的公文包。他没有打开包，只是把包换了一个位置，从陈正明面前挪到了自己面前。这个动作看似随意，但其实是在划线——你的桌面，我占过了；你的水样，我知道了；你这个人，我不怕。

    “年轻人，”张德胜的声音忽然放低了，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我跟你讲个道理。在青江县这个地方，有些事，不是按法律办的。是按人情办的，按利益办的，按谁说了算办的。你按法律办，我不拦你。但你按法律办完了，发现结果跟你想的不一样，你别哭。”

    他笑了。这次是真的笑了，嘴角上扬，露出一排被烟熏黄的牙齿。

    然后他提着公文包，转身走了。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音，一下，一下，一下，从走廊的这头响到那头，然后消失在门外。

    汽车发动的声音传来，黑色桑塔纳开走了。

    陈正明站在原地，手心全是汗。

    曹建平从桌上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闭上了。他低下头，继续整理报表，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陈正明坐回椅子上，把桌上被张德胜公文包压过的地方用手掌抚了抚，像在抚平一道看不见的褶皱。

    他翻开笔记本，在今天的日期下面，又加了一行字：

    “张德胜今天来信访局了。他知道水样的事。他知道我去了柳河村。局里有人给他通风报信。”

    写完之后，他盯着这行字看了一会儿，然后合上笔记本，把它贴在胸口的口袋里。

    窗外的太阳已经偏西了，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把整个综合科照得像一个金黄色的盒子。尘埃在光线里飞舞，慢悠悠地，像是在跳一支无声的舞。

    他忽然想起今天早上孙德茂说的那句话：“我活了六十八年，没见过这种事。”

    六十八年。孙德茂在这个县活了六十八年，种了一辈子的地，喝了一辈子的井水，闻了一辈子的泥土味。他见过大跃进，见过三年困难时期，见过文化大革命，见过包产到户，见过改革开放。他什么没见过？他没见过地里的稻子长成草，没见过井水变成毒药。

    但陈正明见过。

    不是在这一世，是在上一世。他在电视剧里见过，在纪录片里见过，在新闻里见过。那些画面跟今天在柳河村看到的一模一样——黑色的河水，白色的泡沫，枯死的庄稼，村民的眼睛。

    他知道剧情。

    但他不知道的是，当这些画面不是发生在屏幕里、而是发生在眼前的时候，他的心脏会疼。

    不是比喻，是真的疼。像有人用一根针，从胸口扎进去，一直扎到最里面，然后拧了一下。

    他把手放在胸口，隔着衬衫和笔记本，能感觉到心脏在跳。扑通，扑通，扑通，一下比一下重，像有人在敲门，从里面敲。

    他深吸了一口气，站起来，去开水房泡了一杯茶。

    茶很苦。他喝了一口，又喝了一口，苦味从舌尖蔓延到喉咙，又从喉咙蔓延到胃里。

    苦就苦吧。

    苦比甜真实。

    他端着搪瓷缸子回到综合科，坐下来，继续等。

    等水样的检测报告。

    等国土局的答复。

    等环保局的监测记录。

    等陶然说的那十个字——“按程序办理”，等程序一步一步地走完。

    他知道程序很慢。但程序是他手里唯一的武器。他不能用拳头，不能用权力，不能用关系，他只能用程序。

    程序是他的盾。

    也是他的矛。

    窗外的天一点一点地暗了下来。老槐树的影子从东边挪到了西边，又渐渐融进了暮色里。远处化工厂那根烟囱还在冒烟，灰白色的烟柱在夕阳里变成了橘红色，像一根点燃的巨大火柴，烧在天边。

    陈正明看着那根“火柴”，在心里说了一句话。

    不是对张德胜说的，不是对刘德柱说的，不是对陶然说的。

    是对他自己说的。

    “你点的火，你不能让它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