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

    曹建平抬起头，推了推眼镜。“什么文件？”

    “《环境保护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的全文。局里有没有？”

    曹建平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警惕，但还是拉开抽屉，翻了一会儿，拿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封面已经磨得发白了，上面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几个字，出版日期是一九七九年。

    “只有这个。试行法，还没有正式颁布。水污染防治法没有，你去县图书馆借，他们应该有。”

    陈正明接过那本小册子，翻了翻，纸张泛黄，有些页角已经卷起来了，但字迹还清晰。他道了谢，回到自己的位子上，从第一页开始读。

    读得很慢。

    每一条，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他都看了。读到那些跟“排污标准”“限期治理”“赔偿责任”有关的条款时，他停下来，在笔记本上抄了下来，然后在旁边标注自己的理解。

    读到第十八条的时候，他的眼睛亮了。

    第十八条：“已经造成环境污染的单位，必须作出规划，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环境保护部门可以处以罚款，或者报请同级人民政府责令其停业、关闭。”

    限期治理。责令停业、关闭。

    有法可依。

    但关键在于——谁来“报请同级人民政府”？谁来“责令”？环境保护部门。谁是青江县的环境保护部门？县环保局。县环保局的局长是谁？一个姓周的、他没见过面的、在文件上只出现过名字的中年人。

    环保局会报请县政府吗？县政府会责令化工厂停业吗？

    他把第十八条又读了三遍，然后合上小册子，靠在椅背上。

    法律是对的。

    但执行法律的人，不一定对。

    这不仅是青江县的问题，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法律是一张纸，写在上面的字不会自己动，要有人去推动。而推动的人，手里可能拿着厂长的红包，背后可能站着副县长的连襟，头顶可能悬着“破坏营商环境”的帽子。

    他不是第一次知道这个道理。但今天，在青江县信访局这个十几平米的综合科里，在面对四十五个村民的哭诉之后，在知道张德胜和刘德柱是连襟之后，这个道理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他的胸口——法律在纸上是冷的，在现实里也是冷的。只有用手去焐，才能让它有一点温度。

    他的手正在焐。

    但那双手太小了。

    下午三点，信访局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一辆黑色桑塔纳停在信访局门口，车门开了，下来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他穿着深灰色的西装，皮鞋锃亮，手里拿着一个真皮公文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挂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不像青江县的人，更像是从省城下来的领导。

    陈正明在综合科的窗户里看见了这个人。他不认识，但心里已经有了预感。

    果然，那人没有去接访科，没有去找陶然，直接走到了综合科门口，推开门，站在那里，目光越过曹建平，直接落在陈正明身上。

    “你就是陈正明？”

    “我是。您是——”

    “我姓张，张德胜。”那人走进来，把公文包放在陈正明桌上，没有坐，就那么站着，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化工厂的。”

    陈正明站起来，伸出手。“张厂长，您好。”

    张德胜没有握他的手。他把手插在裤兜里，用下巴点了点陈正明的笔记本。

    “听说你昨天去了柳河村，今天又在局里接待了那几个村的人。你一个信访局的科员，管得是不是太宽了？”

    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被称过的，精准、冷静、没有感情。不像马德胜那样拍桌子骂娘，不像刘德柱那样在电话里吼叫，而是一种更高级的、更可怕的姿态——不把你当对手，因为你不够格；不跟你吵架，因为你不配。

    陈正明把手收回来，放在桌上，掌心朝下，手指微微张开。他抬起头，看着张德胜的眼睛。那双眼睛躲在金丝眼镜后面，像两颗被玻璃罩住的弹珠，看不出任何情绪。

    “张厂长，我没有管得太宽。柳河村、石门村、八里村的村民来信访局反映问题，按《信访条例》，我必须受理。我去了柳河村，是为了核实情况。今天接待村民，也是信访局的正常工作。这不涉及‘管得宽不宽’，这是法定职责。”

    张德胜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的冷意。

    “法定职责。”他重复了这四个字，像是在品味一块嚼不烂的肉，“好，你说法定职责。那我问你——你取了我厂下游的水样，送到省里去检测，这件事，你跟环保局通气了吗？你那个水样的检测结果，能作为执法依据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省里的检测报告说水没有问题，你怎么办？你在村民面前怎么交代？”

    陈正明的心跳加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