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明把文件合上，放回桌上。

    “陶局长，这个我看到了。”

    “你看到了就行。”陶然点了一根烟，烟雾在他面前散开，“我想告诉你的是——你查化工厂，不是在跟一个厂长过不去，是在跟刘德柱过不去，是在跟一份县人大代表的建议过不去。人家是把‘我们厂没问题’写进了红头文件里的人。你说他有问题，你就要拿出证据。没有证据，你就是诬告，你就是破坏经济发展，你就是跟全县的营商环境过不去。”

    陈正明没有说话。

    “你的水样送到省里了？”陶然问。

    “昨天送的。机要件，来回预计十天。”

    “十天。”陶然把烟掐灭，烟蒂扔进烟灰缸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嗞啦声，“十天之内，你不要再跟村民接触了。你再去村里，被刘德柱那边的人知道了，他们会说你煽动群众。到时候，不是我保不住你，是谁都保不住你。”

    “那我这十天干什么？”

    “等。”陶然靠进椅背里，两只手交叠在肚子上，“等水样的检测报告；等国土局对古城乡那封转办函的答复；等环保局对化工厂的监测记录——你可以去调，但不要自己去，我安排县环保局的人陪你一起去。这样，你是在‘程序内’办事，不是‘私自调查’。”

    陈正明点了点头。

    “还有。”陶然的声音忽然低了下来，“这几天，你在局里不要跟任何人说你去了柳河村、石门村、八里村。有人问，就说在整理积压信访件。你今天在走廊里接待那四十五个村民的事，纸包不住火，肯定会传出去。但谁问你细节，你都说‘按程序办理’。四个字，不多说。”

    “我记住了。”

    陈正明站起来，走到门口。

    “陈正明。”陶然又叫住了他。

    他回过头。

    陶然没有看他，而是低头看着桌上那份红头文件。他的目光落在“张德胜”三个字上，停了几秒，然后抬起头，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那个表情不是笑，是一种说不清的、复杂的、混合着嘲讽和无奈的东西。

    “你知道张德胜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不知道。”

    “八六年以前，他是县物资局的副局长。后来物资局撤销了，他去承包了化工厂。三年时间，把一个小化工厂做成了县里的纳税大户。这个人有钱，有关系，有人大代表的身份。他跟刘德柱是连襟——刘德柱的老婆是他老婆的亲妹妹。”

    陶然说完，又把烟点上了。

    陈正明站在门口，愣了一瞬。

    连襟。化工厂厂长和分管副县长是连襟。他在信访件里读了那么多关于化工厂污染的指控，看了那么多村民的手印，听了那么多人在走廊里的哭诉，但没有任何一份材料提到过这个关系。不是村民们不知道，是他们知道了也不敢写——因为写了也没用。

    “我知道了。”陈正明说。

    他走出局长室，轻轻带上门。

    走廊里已经被杜月英收拾干净了。折叠椅摞在墙角，搪瓷缸子在柜子里，地上连一片纸屑都没有。仿佛今天早上那四十五个人、那些稻穗、那些咳嗽声、那些眼泪，从来没有存在过。

    但他知道它们存在。它们刻在他的笔记本里，刻在他的记忆里，刻在他胸口那个贴着心脏的口袋里。

    他走回综合科，坐下来，翻开笔记本。在今天的日期下面写了一行字：

    “1990年7月27日，石门村、八里村、柳河村四十五名村民集体来访。反映化工厂污染导致稻谷减产、井水变质、村民患病。已受理。已告知村民等省环保厅检测报告。”

    写完之后，他犹豫了一下，又在下面加了一行：

    “化工厂厂长张德胜与副县长刘德柱系连襟关系。调查需谨慎。”

    他把笔记本合上，贴在胸口的口袋里。

    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在热风里哗哗地响，像有人在鼓掌，又像有人在拍桌子。远处，清真寺的方向——不，没有清真寺，是化工厂的方向——有一根烟囱，在天地之间画出一道细细的、灰白色的线，线的一端在烟囱口，另一端消失在云层里，没有尽头。

    陈正明看着那根烟囱，看了很久。

    他想，那根烟囱下面，有人在上工，有人在算账，有人在琢磨这个月的利润，有人在写“关于加强环境监管的建议”。而十几里外的柳河村、石门村、八里村，有人在喝水、在咳嗽、在捏着空空的稻穗发呆、在等一个下周二之前的答复。

    他和那些人之间，隔着一条河，一条灰黑色的、泛着白色泡沫的河。河上有桥，但桥上站着人，不让他过去。

    他不能硬闯。他只能等。等省里的检测报告，等程序推着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但他不能只是等。

    他把帆布包背上，站起来，走到曹建平的桌前。

    “曹科长，我想借一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