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叔，我跟您说实话。”陈正明蹲下来，跟坐在折叠椅上的孙德茂平视，“我不能保证什么时候能解决。因为这件事不是信访局一家能解决的，需要环保局、县政府、甚至省里多个部门一起协调。但我能保证——我会一直盯着这件事，一个星期给你们通一次情况。省里的检测报告出来，我第一时间告诉你们；环保局那边有什么进展，我也第一时间告诉你们。你们不用再来信访局了，我去找你们。”
孙德茂看着他那双年轻的眼睛，看到了他没有说出来的那半句话——“我会一直盯着”。那双眼睛里没有敷衍，没有推诿，没有“我帮你问问”的空洞承诺，只有一种沉甸甸的、压得人喘不过气的认真。
“好。”孙德茂站起来，伸出手。
陈正明握住他的手。大手粗糙，冰冷，但握得很紧，像是在抓紧最后一根稻草。
人群开始散了。有人走得很慢，一步三回头，像是在确认这个年轻人是不是真的会“一直盯着”；有人走得很急，急到差点在走廊里绊倒；有人走到门口又折回来，补了一句“陈同志，你千万要记得我们村”。
陈正明一个一个地送，一个一个地点头，一个一个地说“我记得，您放心”。
最后一个村民走后，走廊里空了。八把折叠椅和四把木椅横七竖八地摆着，搪瓷缸子里的水还没喝完，有的缸沿上印着淡淡的口红印。空气里还残留着旱烟和汗酸的味道，像一场刚刚散场的、演了太久的悲剧，帷幕落下来了，但余音还在。
陈正明靠着走廊的墙壁，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曹建平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综合科门口，手里拿着一份报表，但没有看，而是看着走廊里那些空荡荡的椅子。他看了陈正明一眼，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又咽了回去，转身进了办公室，轻轻关上了门。
杜月英从接访科探出头来，看着走廊里的一片狼藉，叹了口气。她走出来，开始折叠椅一把一把地收起来，摞在墙角。陈正明蹲下去帮她，两个人的手同时握住一把椅子的两边，碰在一起，又同时缩了回去。
“我来吧。”杜月英说。她的声音很小，像是怕被谁听见，“你去忙你的。”
陈正明站起来，把搪瓷缸子一个一个地收走，拿到开水房去洗。水龙头的水很凉，冲在手上，有一种刺骨的寒意。他一个一个地洗，洗得很慢，把每个缸子上的茶渍都搓干净了，然后用干布擦干，整整齐齐地摆回接访科的柜子里。
他把这一切做完，回到综合科，坐到桌前，翻开笔记本。
四十五个名字。他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抄到信访事项登记表上。抄到第二十三个的时候，陶然推门进来了。
陶然没有看他，径直走进局长室，把门关上了。
但不到一分钟，局长室的门又开了，陶然站在门口，朝综合科的方向喊了一声：“陈正明，过来。”
陈正明放下笔，走过去。
局长室里的窗帘拉开了，阳光从窗户涌进来，把整个房间照得亮堂堂的。陶然站在窗前，背对着门，两只手背在身后。他没有回头，声音从阳光里传过来，有些失真。
“门口那些人，走了？”
“走了。”
“说什么了？”
陈正明把笔记本翻开，把今天接访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汇报了。孙德茂的稻穗，王桂兰孩子的咳嗽，赵长河的井水，刘春花和村里孕妇的乏力症状。他说得很慢，像在念一份病历——青江县的病历，三个村的病历，几百个村民的病历。
陶然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听完之后，他转过身来，看了陈正明一眼，然后走到办公桌后面，坐下来，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
“这是今天早上县长办公室转来的。”他把文件推过来，“你看看。”
陈正明接过来，翻开。是一份红头文件，抬头是“青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标题是“关于认真做好县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他的目光快速扫过正文，在第三页停住了。
第三页的附件里，有一份“县人大代表建议办理责任清单”。第六行写着：“建议内容：关于加强青江化工厂环境监管的建议。提议代表：张德胜（化工厂厂长）。承办单位：县环保局。责任领导：刘德柱副县长。办理时限：1990年8月30日前答复代表。”
张德胜。化工厂厂长。县人大代表。
他提了一个建议——“加强环境监管”。要求环保局加强对自己工厂的监管。这不是自相矛盾，这是以攻为守——我主动要求被监管，说明我坦坦荡荡、没有问题。你们谁要是再查我，就是跟县人大代表、跟县里的利税大户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