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上来是哪里不对。走廊还是那条昏暗的走廊，墙上的标语还是那张褪色的标语，接访科的门还是半开着，从里面传出来的还是那些熟悉的声音——有人在哭诉，有人在劝解，有人在沉默。但有什么东西变了，像空气里的湿度突然降了几度，皮肤能感觉到，但眼睛看不见。
他走到综合科门口，曹建平正坐在桌前整理报表，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又低下头继续整理。那一眼跟平时不一样——平时曹建平看他，目光里至少带着一丝“早上好”的意思；今天那一眼是空的，像在看一件无关紧要的家具。
“曹科长，早上好。”陈正明打了声招呼。
“嗯。”曹建平应了一声，没有抬头。
陈正明放下帆布包，坐到自己的位子上。桌上昨晚他走之前摆好的文件，还保持着原来的顺序——信访件处理笺底稿按编号排列，笔记本放在右上角，钢笔搁在笔记本上面。一切都跟他离开时一模一样，没有人动过。
但气氛变了。
他说不清这种变化从何而来，但他能感觉到。像一个人在黑暗的房间里，明明看不见任何东西，但能感觉到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人——不是通过声音、气味、温度，而是通过一种更原始的、更本能的直觉。
上午九点，他去开水房打水。从综合科到开水房要经过接访科和局长室，走廊不长，但今天走起来比平时长了很多。接访科的门关着，里面没有声音；局长室的门也关着，门缝里没有透出灯光。他经过的时候，脚步不自觉地放轻了，像是在穿过一片雷区。
开水房在走廊尽头，是一间只有几平米的小房间，墙上安着一个烧水的锅炉，锅炉旁边的水龙头哗哗地流着热水，蒸汽弥漫了整个房间。他拧开热水瓶的塞子，把瓶口对准水龙头，热水灌进去的声音很大，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
“陈正明。”身后有人叫他。
他回过头，是杜月英。她站在开水房门口，手里提着两个热水瓶，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像是想跟他说什么，又在犹豫该不该说。
“杜科长。”
杜月英走进来，把热水瓶放在地上，拧开水龙头，热水哗哗地流进瓶里。蒸汽模糊了她的脸，她的声音从蒸汽后面传出来，有些不真实。
“昨天你给国土局发的那封函，刘县长在今天的县长办公会上提了。”杜月英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他说信访局‘不按规矩办事’，说有人‘拿着鸡毛当令箭’。陶局长在会上没说话。”
水流满了，她关掉水龙头，拧上瓶塞，提着两个热水瓶转过身来。蒸汽散去了，她的脸重新变得清晰。她看着陈正明，眼神里有担忧，也有一种“我跟你说过吧”的无奈。
“刘县长的原话是——‘信访局那个新来的，是不是以为自己是省里下来的钦差大臣？’”
陈正明没有说话。他拧上热水瓶的塞子，提着瓶子和杜月英一起走出开水房。在走廊里，杜月英放慢了脚步，跟他并排走了一段。
“这两天，你小心一些。”杜月英压低声音说，“局里有些人，听到风声了。他们不敢得罪刘县长，也不敢得罪程德厚那边的关系，唯一能做的，就是离你远一点。”
她说完，加快脚步走进了接访科，把门关上了。
陈正明提着热水瓶站在走廊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站了几秒，然后回了综合科。
上午十点，他去食堂吃午饭。
信访局的食堂在一楼最里面，跟八里河派出所的值班室差不多大，摆了四张折叠桌，每桌坐四个人。平时吃饭的时候，大家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边吃边聊，虽说不算热闹，但也不冷清。
今天，陈正明端着搪瓷饭碗走进食堂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七个人。杜月英坐在最里面那张桌子，旁边是两个接访科的女同志。曹建平坐在靠门的那张桌子，对面是办信科的老刘和综合科的小冯。
陈正明走到曹建平那张桌子旁边，正要坐下，小冯突然站起来，端起饭碗说了一句“我去加点汤”，走了。老刘低着头扒饭，没有看他，扒饭的速度明显快了，像是在赶时间。曹建平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歉意，不是冷漠，更像是一种“我也没办法”的无奈。
陈正明端着饭碗站在那里，站了几秒，走到最里面那张空着的桌子旁边，一个人坐了下来。
食堂里安静了一瞬。那种安静不是没人说话，而是所有人同时停止了说话。筷子碰到碗边的声音、咀嚼食物的声音、椅子挪动的声音，在那一瞬间全部消失了，只剩下墙上那台旧电扇呼呼地转着。
然后声音又恢复了。有人开始说话，说的不是工作，是今天的天气和昨晚的电视剧。那些话说得很自然，自然到像是排练过的——但他们说话的声音比平时大了很多，大到整个食堂都能听见，大到像是在用声音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