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明沉默了几秒，说：“对。”
陶然看着他，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失望，更像是一个老船工看着一个在暴风雨中不肯收帆的水手。知道前面是礁石，知道船可能会沉，但那个水手偏要闯过去。拦不住，也不想拦了。
“行。”陶然说，“那我给你一个任务。”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材料，推到陈正明面前。那是厚厚的一摞，用回形针别着，封面上写着“青江化工厂环境污染问题群众联名信——一九九〇年一月”。
“这是今年一月收到的，三十七个村民联名，反映青江化工厂长期排放污水，污染了下游三个村的农田灌溉水源。信访局转给了环保局，环保局回了一个‘正在调查中’，然后就没了下文。村民又写了几封信，都石沉大海。前几天，有几个村民来信访局闹了一趟，说再不解决，就去省里上访。”
陶然把烟从烟盒里抽出来，这次点着了，吸了一口。
“这个案子，你来办。”
陈正明拿起那摞材料，翻了翻。三十七个村民的签名和手印，按在一张白纸上，密密麻麻，像一片红色的芝麻。联名信的内容不长，只有两页纸，但每个字都写得很用力，钢笔把纸戳出了好几个窟窿。
“陶局长，我一个人？”
“一个人。”陶然弹了弹烟灰，“你现在在局里是什么处境，你自己知道。没有人愿意跟你搭档，没有人愿意跟你一起吃饭，更没有人愿意跟你一起办案。你得罪了刘县长，就等于得罪了半个青江县的官场。我这个信访局，除了我，没人敢靠近你。”
陈正明把材料收好，放进帆布包里。
“好，我一个人办。”
“化工厂的事，比古城乡的事还棘手。”陶然的声音低了下来，“化工厂是县里的利税大户，厂长跟县领导称兄道弟。你查环境问题，就是在查县里的钱袋子。你想清楚了。”
陈正明站起来。
“陶局长，我没有别的路走。李长水在等，三十七个村民也在等。我不能因为他们‘不好惹’，就不查了。”
陶然看着他，没有说话，摆了摆手。
陈正明走出局长室，走廊里已经亮了灯。灯泡是那种老式的白炽灯，四十瓦，发出昏黄的光，把走廊照得像一条隧道的入口。他走在这条隧道里，脚步声在自己的耳朵里放大，像有人在跟着他。
他回到综合科，坐下来，把青江化工厂的联名信材料摊开在桌上。
一页一页地看。
三十七个签名。十七个按了手印，二十个只签了名。签名的位置有前有后，字迹有工整有潦草，但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地种、有家要养、有庄稼要灌溉、有病要去医院看。化工厂的污水排到河里，河水变了颜色，庄稼死了，井水不能喝了，他们去找过环保局，环保局说“正在调查”；去找过县政府，县政府说“要兼顾经济发展”。跑了大半年，没有结果，于是写了这封信，按了手印，送到了信访局。
信在信访局的抽屉里躺了半年。
陈正明把这些材料重新整理了一遍，按时间顺序排列，做了摘要，标注了疑点。他需要去化工厂下游的三个村实地走访，需要采集水样，需要去环保局调取监测记录，需要找懂化工的人了解污染物的成分和危害。
每一条线索都需要时间和精力去查证。
他不知道需要多久。
他把笔记本翻开，在今天的日期下面写了两行字：
“第一，李长水案，等国土局答复。十五个工作日。”
“第二，化工厂案，启动调查。先走访下游三个村。”
写完这两行字，他把钢笔帽拧上，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
天快黑了，老槐树的影子已经看不见了，窗外的天空是灰蓝色的，有几颗星星隐约闪现。远处有狗叫，近处有虫鸣，一切都跟昨天一样，一切又都跟昨天不一样。
今天，在食堂里，没有一个人跟他坐一桌。
今天，在走廊里，有三个人看见他走过来，转身进了别的办公室。
今天，在综合科，曹建平跟他说了不到十句话，每句话不超过五个字。
这就是“孤立”。不是骂你，不是打你，不是开除你，而是把你变成透明人——让你说话没人听，让你走路没人看，让你吃饭没人陪，让你在这个单位里，像一滴水落进了油锅，水是水，油是油，永远不会融合。
他知道，从今天开始，他要习惯这种生活。
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可能是整个四年——在他离开青江县之前，他都要在这种气氛中工作、生活、调查、办案。
他不怕。
他把帆布包背上，关上灯，走出综合科。走廊里已经没有人了，只有头顶那盏白炽灯孤零零地亮着，在地面上投下一小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