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明低着头吃饭。菜是大锅菜，白菜炒豆腐，豆腐有些酸了，他没在意，大口大口地吃完，把碗筷送到水池边洗了，然后回了综合科。
下午，一件让他意外的事发生了。
李长水来了。
他没有提前打电话，没有写信预约，就那么直接来了，拄着一根竹竿，一瘸一拐地走进了信访局的大门。他在走廊里问了一个人，那个人给他指了接访科的方向，但他没有去接访科，而是径直走到了综合科门口。
陈正明抬起头，看见门口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一件灰扑扑的中山装，裤腿卷到小腿，脚上一双解放鞋满是泥巴。他瘦得厉害，颧骨高高地凸出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脸上的皮肤像是被风干了的老树皮，皱褶里填满了尘土。他右手拄着一根竹竿，左手攥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几张折了又折的纸。
“你是陈正明同志？”他问。声音沙哑，像是很久没有喝过水。
“我是。您是——”
“我是李长水。”他拄着竹竿往前走了两步，把塑料袋放在桌上，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把里面的纸一张一张地掏出来，“我收到你们寄给我的信了。你说我的事已经受理了，让我等。我等不了，我就来看看。”
陈正明站起来，拉过一把椅子。“李大叔，您坐。”
李长水没有坐。他站在桌前，把那些纸一张一张地摊开——有去年的信的原件，有乡政府给的几份回执，有他自己写的申诉材料，还有一张皱巴巴的病历。他把最后一张病历放在最上面，用手指点了点。
“这不是我的病历。”李长水说，声音忽然变得更低了，“是我老婆的。她去年冬天病了一场，住院花了两千多块。家里的钱都花光了，地又没了，日子过不下去了。我来，不是催你们，我就是想当面跟你说一声——我的地，要是拿不回来，我就真的要带着老婆去要饭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没有哭腔，没有拍桌子，没有喊冤叫屈。他只是站在那里，佝偻着背，拄着竹竿，把事实摆出来，像把一个沉重的袋子从肩上卸下来，放在地上。
陈正明看着他，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
“李大叔，您先坐。”陈正明把椅子又往前推了推，“坐下说。”
李长水终于坐下了。他把竹竿靠在桌边，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坐得很直，像是很久没有坐过这么舒服的椅子，不知道怎么放松。
陈正明给他倒了一杯水，放在他面前。
“李大叔，我给县国土局发了函，请他们核查您那块地的审批情况。十五个工作日内，他们会给我们答复。到时候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
李长水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放下，看着陈正明。“国土局？我找过他们，不管用。”
“这次不一样。”陈正明说，“这次是信访局正式发函，会存档，会备案。他们不能不答复。”
李长水沉默了很久，看着桌上那摊材料，伸出手，把病历重新叠好，放回塑料袋里。他的动作很慢，每叠一张纸，都用手掌抚平折痕，像是在抚平一段陈旧的伤口。
“我信你。”李长水说，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抖，“我信你一次。”
他站起来，拄着竹竿，走到门口。他没有回头，只说了一句：“我等你消息。”
然后他走了。竹竿敲在水磨石地面上，笃，笃，笃，一声一声，从走廊的这头响到那头，然后消失在门外。
陈正明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阳光里。他的眼眶有些发酸，但没有流泪。他把桌上李长水带来的材料收好，放进了档案袋，然后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
“1990年7月25日，李长水本人来访。身体状况差，情绪稳定但不乐观。承诺十五个工作日内给答复。”
放下笔的时候，他的手有些抖。
下午四点，陶然把他叫进了局长室。
局长室的门关着，窗帘也拉了一半，房间里光线昏暗，只有桌上那盏台灯亮着。陶然坐在转椅上，脸上的皱纹比平时更深了，眼袋也重了很多，像是一夜之间老了五岁。
“李长水来了？”陶然问。
“来了。”
“你答应他十五天？”
“我答应他十五个工作日之内给答复。不是解决问题，是给答复——告诉他国土局的核查结果。”
陶然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没有点，在桌上顿了几下，又放回去了。
“你知道国土局那边什么情况吗？”陶然问。
“不知道。”
“马德胜给我打了电话。”陶然靠在椅背上，两只手交叠在肚子上，“他说刘德柱亲自打了招呼，让国土局‘慎重处理’十里村的信访件。什么叫慎重处理？就是拖着，拖到李长水放弃，拖到没有人在意。”
陈正明没有说话。
“你现在还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