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份，《关于古城乡十里村村民李长水反映自留地被占问题的初步调查情况报告》，四页纸，详细记录了程德厚所称“文化室”项目的疑点——无审批文件、无乡政府会议记录、地基规模远超“文化室”实际需要。末尾附了一条建议：请县国土局核查十里村近五年自留地调整的审批档案。
第二份，拟发给县国土局的《信访事项转办函》草稿，要求国土局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就“十里村自留地调整是否经过法定程序、程德厚所建房屋是否属于违建”作出书面答复。
第三份，给李长水的《信访事项受理告知书》草稿，正式告知其信访件已受理，正在按程序办理。
陶然戴着一副老花镜，把三份材料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得很慢，每一行都看了，手指在纸上划过，像在犁地。看到第三份的时候，他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抬起头看了陈正明一眼。
“你打算今天就发？”
“是。”
“不等我批？”
“等您批。”陈正明说，“但我想先拟出来，您批了我就可以直接发了。”
陶然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桌上，用手指揉了揉鼻梁。那副老花镜是镀金边的，镜腿用白胶布缠了好几圈，看得出用了很多年。他揉完鼻梁，又把眼镜戴上，重新看了一遍那份给国土局的转办函。
“你这个转办函，措辞有点硬。”陶然用手指点了点其中一行，“‘请贵局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就以下问题作出书面答复’——你把‘请’字去掉，换成‘建议’。把‘以下问题’改成‘以下情况’。信访局不是国土局的上级单位，我们不能用命令的语气。”
陈正明拿过转办函，看了一遍，点了点头。“我改。”
“还有这个。”陶然把给李长水的受理告知书推过来，“你写的是‘陈正明承办’。不要写具体人名，写‘信访局承办’。老百姓只认信访局这个牌子，不认你陈正明。你写了自己的名字，以后他有什么不满意，就会直接找你个人，而不是找信访局。这个口子不能开。”
陈正明沉默了几秒，把“陈正明承办”改成了“信访局依法受理”。
陶然看着他把这些改完，点了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信访局的公章，在三份材料上依次盖了下去。盖到给李长水的告知书时，他用力压了压，把公章压得很实，红色的印油从印章边缘微微溢出来。
“去吧。”他把材料递回来，“发之前，拿给杜月英看一下。她干了十二年信访，知道这些函件该怎么走。”
陈正明接过材料，转身要走。
“陈正明。”陶然叫住了他。
他回过头。
陶然已经摘了老花镜，靠在椅背上，两只手交叠在肚子上，看着天花板。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镀了一层淡淡的金。
“那个程德厚，你打算怎么查？”陶然问，声音不大，像是在自言自语。
“按程序查。”陈正明说，“先查审批文件，文件查不到，就是违建。违建就该拆。”
“拆？”陶然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短到几乎没有，“程德厚在十里村当了十五年支书，他那个地基，县里不知道？乡里不知道？都知道。为什么没人拆？你去想。想明白了，再来跟我说。”
陈正明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摞材料，没有说话。
“去吧。”陶然摆了摆手，“该发的发，该等的等。”
陈正明走出局长室，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
陶然最后那句话像一根针，扎在他的意识里——“都知道。为什么没人拆？”
他知道答案。不是因为有人不知道这是违建，而是因为知道的人不愿意得罪程德厚，不愿意得罪程德厚背后的人。这不是法律问题，是利益问题。而利益问题，不是他一个刚上班十天的信访局科员能解决的。
他能做的，就是把事情摆在桌面上——发函，核查，答复。让每一个环节都留下书面的、可追溯的记录。这样，当有一天有人问“这件事为什么没人管”的时候，至少有一张纸能证明：不是没人管，是管不动。
他拿着材料去找杜月英。
杜月英正在接访科接待一个来反映问题的老太太，看见陈正明进来，用手势示意他等一下。老太太说的是当地话，语速很快，情绪激动，大意是她儿子在工地上摔断了腿，包工头不给钱，她去劳动局告了，劳动局说要先做工伤认定，她去卫生局调病历，卫生局说要居委会证明，她去居委会，居委会说管不了。老太太说一句，拍一下桌子，说一句，拍一下桌子，拍得手都红了，但声音没有变小，反而越来越大。
杜月英没有打断她，一直在听。等老太太说完了，她才开口：“大婶，你这个事，我记下来了。我给你写一个材料，你拿这个材料去找劳动局，他们要是还不受理，你再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