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没有给我打。”陶然的声音很平，听不出情绪，“但他给县委书记打了。县委书记又给我打了。县委书记问我‘你们信访局那个新来的研究生，是不是不知道轻重’？”

    陶然转过身来，看着陈正明。他的表情没有怒意，也没有担忧，只有一种深沉的、经过岁月打磨的平静。

    “我跟县委书记说，他不是不知道轻重，他是太知道轻重了。”

    陈正明站在门口，没有说话。

    “刘德柱让你撤回来，你没有撤。你做对了。”陶然走回办公桌后面，坐下来，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但你做对了，不等于你没事了。刘德柱这个人，我跟他打了三年交道，我知道他的心眼有多小。你今天让他丢了面子，他会记着。不是记一天两天，是记一年两年。你在他手下，你跑不掉。”

    陈正明走进办公室，在陶然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

    “陶局长，那封函，我该不该发？”

    陶然没有直接回答。他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点上，吸了一口，烟雾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方缭绕。

    “该发。”陶然说，“程序上该发。道理上也该发。但在这个地方，不是每件‘该发’的事都能发。你发了，就要承担发的后果。”

    他把烟灰弹在地上。

    “今天的后果是刘德柱打电话骂你一顿。明天的后果是什么，我不知道。但你记住——不管明天发生什么，你不要来找我哭。你选了这条路，你就自己走。”

    陈正明站起来。

    “陶局长，我不会来哭的。”

    陶然摆了摆手，意思是“去吧”。

    陈正明走出局长室，回到综合科。曹建平已经不在了，桌上那堆文件整整齐齐地码着，旁边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影子被太阳拉得很长，从窗户的一角延伸到墙角，像一根黑色的手指，指着某个看不见的方向。

    他坐下来，翻开笔记本，在今天的日期下面写了一行字：

    “刘德柱副县长来电，要求撤回给国土局的转办函。已拒绝。陶局长支持。”

    写完这行字，他停了一下，又加了一行：

    “后果：得罪分管副县长。风险等级：高。”

    然后他合上笔记本，把它贴在胸口的口袋里，把帆布包背上，走出了信访局。

    西街上，夕阳正在坠落，把整条街染成了橘红色。卫生所门口那个写作业的女孩今天又坐在那里，但不是写作业，而是在帮母亲择菜。她看见陈正明经过，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好奇，但没有说话。

    他走到招待所门口，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信访局那栋灰砖楼在夕阳里变成了暗红色，窗户里的灯还没有亮，整栋楼像一个沉默的老人，蹲在县政府大院的角落里，不声不响。

    他不知道明天等待他的是什么。

    刘德柱会不会在明天的县长办公会上点名批评信访局？会不会在某个不起眼的文件里给信访局穿小鞋？会不会通过组织部门给陶然施压，要求处分他这个“不知道轻重”的新人？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那封转办函已经寄出去了。李长水的事，终于从信访局的抽屉里，走到了阳光底下。

    这就够了。

    他推开招待所的门，走了进去。

    走廊里很黑。他摸黑爬上三楼，摸到308号房间的门锁，掏出钥匙开门。

    房间里很暗，窗帘还拉着。他没有开灯，走到窗前，拉开窗帘。

    夕阳的光涌进来，把整间屋子染成了橘红色。

    他站在窗前，看着远处的山。山是青灰色的，层层叠叠，越远越淡，到最后只剩下一道若有若无的轮廓。

    他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本笔记本。笔记本贴着心脏的位置，隔着薄薄的衬衫，他能感觉到封皮的硬度和纸张的厚实。

    他在心里对李长水说：你的信，我已经转出去了。后面的路，我也许走不完，但我至少帮你开了头。

    然后他坐下来，开始写明天的信访件处理方案。

    窗外的天一点一点地暗下去。

    橘红色变成了暗红色，暗红色变成了灰蓝色，灰蓝色变成了深黑色。

    招待所外面，那盏白炽灯亮了起来，在黑暗中发出昏黄的光。

    陈正明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

    钢笔里的墨水越来越少了。

    他还有很多字要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