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明，我不管你是什么研究生、什么第一名。你在青江县这块地盘上，就要守青江县的规矩。有些事可以查，有些事不能查。古城乡的事，就是不能查的。你现在就把那封函撤回来，就当没有这回事。”

    撤回来。

    信已经寄出去了，但即使没寄出去，陈正明也不会撤。因为撤回来，就意味着李长水的事到此为止；意味着那封信在信访局的抽屉里躺了九个月之后，又要被塞回抽屉里，再躺九个月，再躺九年，直到李长水这个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再也没有人来问“我的地哪去了”。

    “刘县长，信已经寄出去了。”陈正明说，声音很平静，平静到连他自己都有些意外，“按照公文处理规定，寄出的函件不能撤回。如果您觉得这件事不应该查，可以请陶局长下指令，陶局长让我停，我就停。”

    他把球踢给了陶然。

    刘德柱没有接这个球。他冷笑了一声，声音低了下来，低到像一条蛇在草丛里游动：“陈正明，你是聪明人。聪明人应该知道，在青江县这个地方，有些墙是不能撞的。你撞了，疼的是你自己。”

    电话啪地挂断了。

    陈正明放下话筒，发现自己的手心全是汗。

    曹建平在旁边看着他，眼镜后面的眼睛里写满了担忧。“刘德柱？”他问。

    “嗯。”

    “他说什么了？”

    “让我把给国土局的函撤回来。”

    曹建平倒吸了一口凉气，把桌上的文件推到一边，从抽屉里摸出那包牡丹烟，抽出一根，手有些抖，点了两次才点着。他深吸了一口，烟雾从他的鼻孔里喷出来，在他面前形成一团灰色的雾。

    “刘德柱是分管国土的副县长。”曹建平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说一个不能让别人听到的秘密，“他跟程德厚有没有关系，我不说，你自己想。你今天这封信寄出去了，等于捅了一个马蜂窝。”

    陈正明没有说话。他坐在桌前，看着桌上那本摊开的笔记本，上面写着“古城乡十里村”几个字。那几个字是今天早上写的，墨水的颜色还很深，黑得发亮。

    “你不怕？”曹建平问。

    “怕。”陈正明说，“但信已经寄出去了。”

    曹建平看着他，把那根烟抽完，把烟蒂扔进罐头瓶里。烟蒂在水里泡了一下，发出一声轻微的嗞啦声，然后沉到了瓶底。

    “你这个人，”曹建平说，“我是该说你胆大，还是该说你傻？”

    陈正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把笔记本合上，放进帆布包里，站起来，去接访科找杜月英。

    杜月英正趴在桌上打盹——下午没什么人来，她偷空眯一会儿。听见脚步声，她抬起头，揉了揉眼睛，看见是陈正明，问了一句：“怎么了？”

    “杜科长，我给县国土局发的那封函，刘德柱副县长刚才打电话来，让我撤回来。”

    杜月英的手停在半空中。

    她看了陈正明几秒，那目光里有惊讶，有担忧，还有一种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我早就知道会这样”，又像是“你怎么这么快就惹上他了”。

    “刘德柱亲自打的电话？”杜月英问。

    “对。”

    “他说了什么？”

    陈正明把刘德柱的话复述了一遍。杜月英听完，沉默了很久。她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水已经凉了，她皱了皱眉，但没有吐出来。

    “你打算怎么办？”她问。

    “信已经寄出去了，撤不回来。我会向陶局长汇报，听陶局长的。”

    杜月英把搪瓷缸子放下，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她的背影在下午的阳光里显得有些单薄，肩胛骨的轮廓透过衬衫隐约可见。她站了一会儿，转过身来，走到陈正明面前。

    “我告诉你一件事。”杜月英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去年，有个乡镇的信访干部，就是因为查了一件不该查的事，被调到了县档案馆，天天整理旧报纸。到现在还没回来。你一个新来的，什么背景都没有，你想清楚了。”

    陈正明看着杜月英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善意，有担心，还有一种他在陶然眼睛里也见过的东西——不是害怕，是“不想看到年轻人被毁掉”的疼惜。

    “杜科长，我想清楚了。”陈正明说。

    杜月英看着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来。她只是点了点头，重新坐回椅子上，拿起桌上的圆珠笔，继续写那份没有写完的报表。

    陈正明去找陶然。

    局长室的门半开着，陶然正站在窗前，背对着门，两只手背在身后。他穿着一件半新的白背心，裤腰提到了肚脐以上，从背后看，像一截插在土里的老树桩。

    “陶局长。”陈正明敲了敲门框。

    陶然没有回头。“刘德柱给你打电话了？”

    “您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