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翻来覆去睡不着那种失眠，而是一种更深的、更彻底的清醒——像有人把他的意识从身体里抽出来，悬在招待所天花板的裂缝下面，冷冷地注视着自己。他躺在床上，双手枕在脑后，眼睛睁着，盯着那条从墙角延伸到吊灯位置的裂缝。白天的时候，他从未觉得那道裂缝有多长；到了夜里，在黑暗中，它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一直延伸到他视线的尽头。
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几个画面。
王士涂那双亮得刺人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不甘，有执念，有一种跟他这个年龄不太相称的苍老。那不是天生的，是被一个案件磨出来的——一个拖了一年零三个月、没有任何进展、所有人都劝他放弃的案子。
三个孩子的家长。他没见过他们，但他能想象。他们的脸应该跟李长水、跟周德茂、跟他在信访局见过的那些上访群众差不多——被日头晒成古铜色，被风霜刻出深深的皱纹，眼睛里有光，但那光不是希望，是“不能不要希望”的执拗。他们知道孩子可能已经不在了，但他们需要一个答案。不是“找不到”，是“谁干的”。
砖瓦厂。姓庞的老板。夜间值班表。废料堆。
他知道答案。他知道那个姓庞的老板叫什么名字，知道他用什么手段骗走了三个孩子，知道他把尸体埋在哪块砖头下面，知道哪一锹土翻开就能找到骨头。他甚至知道王士涂会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找到这些骨头。
但他不能说出来。
他翻了个身，把枕头翻到凉的那一面。枕头上有洗衣粉的味道，淡淡的，但此刻闻起来让人烦躁。他索性坐起来，摸索着打开床头那盏台灯。灯泡的功率很小，只有十五瓦，发出的光是昏黄色的，勉强照亮了床头柜上一小块地方。
他从帆布包里拿出笔记本，翻开到“417案”那一页。
那行用钢笔写的字——“埋尸地点在砖瓦窑废料堆下方”——果然更淡了。今天下午还是灰色的，现在已经变成了浅灰色，像是用很淡的铅笔轻轻画上去的，稍微用橡皮一擦就会消失。他用手指轻轻摸了摸那行字，指尖能感觉到笔尖压出来的凹痕，但墨水的颜色确实在消退。
不是褪色，是消退。
颜色从纸上消失了，但信息还在他的脑子里。这是一种警告——如果他继续用“直接写下答案”的方式传递信息，这个世界会让他的笔记变成一本无字天书。
他合上笔记本，靠在床头上，闭上眼睛。
穿越前的那个世界，他读过一个古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类，被宙斯锁在高加索山上，每天被鹰啄食肝脏，肝脏夜里长出来，第二天又被啄食。日复一日，永无止境。
他现在有点理解普罗米修斯了。
他知道火在哪里，但他不能直接递过去。他只能在地上挖一条沟，把火油倒进去，等别人自己划火柴点燃。这个过程太慢了，慢到那个“别人”可能会在这条沟旁边来回走上很多年，始终找不到那根火柴。
更让他痛苦的是，他不能解释。不能对王士涂说“你往东走三百米，在第三排砖垛下面挖”。不能说“查八月十五号的值班表，那天晚上应该有三个人在厂里，但值班表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不能说“庞某某的小舅子在县国土局工作，那条关系链才是保护伞”。
他只能把话题引向“值班表”，然后祈祷王士涂能从中悟出更多。
床头的闹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时针指向凌晨一点。明天还要上班，他需要睡觉。但他睡不着。他索性起身，把帆布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在床上，一件一件地整理。
八十七封信的处理笺底稿——已经交上去了，这些是留底。装在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封面上写着“青江县信访积压件处理底稿（1990年7月）”。他的字迹工整、清晰，每一份底稿的编号都跟原件对得上。
张二河失踪案的补充调查提纲——已经交给八里河派出所了，这是复印件。王守一在上面用红笔做了几处批注：“第一条已安排老刘去办”“第三条需协调长途车站，可能要等两天”“第五条经费不足，争取下周落实”。批注的字迹很大，很潦草，但每一条都很具体，说明他真的在落实。
北门村征地纠纷的“备忘录”原件——那张折了两折的纸，上面有七个红手印、五个签名。他把这张纸单独放在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防止墨水进一步褪色。这是他的第一份“调解成果”，虽然它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它有另外一种效力——承诺。
然后是那封信。照阳县柳河乡石门村，周德贵。信他已经还给周德茂了吗？没有，他手里的是复印件。原件在陶然那里。陶然说“放我这里”，但没说什么时候还。
他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地重新装回帆布包里，每装一件，就在心里默念一遍：这是李长水的，这是张二河的，这是北门村的，这是照阳县的。
四个案子。四个来自青江县及周边不同角落的伤口。有的新，有的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