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那个‘备忘录’写得不错。”陶然站在走廊里，手里端着一杯热茶，脸上的表情比平时柔和了那么一丝丝，“王守一给我打了电话，说你这个年轻人‘有点意思’。王守一那个人，能让他说出‘有点意思’四个字，不容易。”
陈正明没有接话。他手里攥着周德茂昨天给的那封信，犹豫着该不该现在交给陶然。
“有话就说。”陶然看穿了他。
“陶局长，我收到一封从照阳县寄来的信访件，不是寄到信访局的，是一个村民托人转交的。反映的是他们村征地补偿的事——不是青江县，是隔壁照阳县。按规定，信访局只受理本辖区内的信访事项，跨地区的应该转送当地信访部门。但这个村民说，他不敢寄到照阳县，怕被人认出来。”
陶然喝了一口茶，不紧不慢地说：“照阳县的事，按理说不归我们管。但你既然收到了，就按正常程序办——写一封转办函，盖信访局的章，寄给照阳县信访局，请他们依法处理。同时给那个村民回一封信，告诉他信已经转过去了。”
“那如果照阳县那边不处理呢？”
“那是他们的事。我们尽到我们的责任就行。”陶然把茶杯放下，看了陈正明一眼，“你刚来，有些事急不得。一口吃不成胖子，一条河也一口喝不干。”
陈正明点了点头，但没有马上回办公室。他端着那封信，站在走廊里，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几个念头。
昨天晚上，他在招待所拆开那封信之后，发现信的内容远不止“征地补偿”那么简单。
写信人叫周德贵，五十二岁，照阳县柳河乡石门村农民。他在信里说，他们家的一亩三分地被村支书以“集体开发”的名义强行征用，补偿款一直没有到位，他找过乡政府、找过县政府，都没有结果。这些跟李长水的情况很像，但信的最后有一段话，让陈正明的心猛地抽紧了。
“同志，我不是只为了我们家的事。我们村去年有三个娃儿不见了，最大的十五，最小的才十二。派出所来问了问，说可能是跑出去打工了，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村里人说，有人看见那三个娃儿最后是在村东头的砖瓦厂附近。砖瓦厂的老板姓庞，跟县里的人关系好，没有人敢查。我一个种地的，管不了那么多，我只想让上面的人知道这个事。三个娃儿，不是三只鸡，不能就这么没了。”
三个少年失踪。砖瓦厂。姓庞的老板。照阳县。
陈正明的手在发抖。
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他知道这个案子。
前世的记忆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每一根神经都在尖叫。他看过一部电视剧，讲的就是照阳县417案——三个少年失踪，真凶是砖瓦厂老板庞某，他利用夜间值班的便利，将三个孩子骗至厂内杀害，尸体被埋在砖瓦窑的废料堆里。这个案子在原作中拖了很多年，最后因为一个刑警的坚持才得以昭雪。
那个刑警叫王士涂。
他知道凶手是谁。他知道埋尸的地点。他知道办案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证据、每一个破绽。但他不能直接说出来。说出来，他怎么解释？一个青江县信访局的普通科员，从未去过照阳县，从未接触过案件，怎么会知道三年前发生在邻县的失踪案的真相？
世界之力会修正他。就像上次在417案边缘试探时那样——剧烈的头痛，像有人在用锤子敲他的太阳穴。
但他不能装作不知道。
“陈正明。”陶然的声音从局长室传出来，“你在门口站着干什么？进来。”
陈正明深吸了一口气，推门进去。
“那个照阳县的信，你先别急着转。”陶然靠坐在转椅上，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的烟，“我刚才想起来一件事。昨天县里开会，公安局长提了一嘴，说照阳县那边去年有几个失踪案，省厅很重视，要求各地协查。你这个信要是跟那件事有关，就不能简单一转了之了。你先把它放我这里，我看看再说。”
陈正明把信放在陶然桌上，转身要走。
“还有。”陶然叫住他，“你那个补充调查提纲，八里河派出所的王守一说他已经安排人去办了。他让我转告你——‘谢谢’。王守一说谢谢，我这辈子也没听过几次。”
陈正明回到综合科，坐在桌前，把笔记本翻开到昨天夜里写的那几页。
他在凌晨两点的时候，冒着头痛的风险，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段话：
“照阳县柳河乡石门村，三名少年失踪（1989年？具体日期需核实）。最后出现地点：村东砖瓦厂。砖瓦厂老板：姓庞。建议：联系照阳县公安局刑警队，重点关注砖瓦厂夜间作业记录、厂区土壤异常、周边监控（如有）。程序路径：通过正常信访渠道转办，附‘请注意核查上述信息’字样，但不说明信息来源。”
写这段的时候，他的太阳穴像被针扎了一样疼，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