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陶然的问题，不是他的。
但真的是“不是他的”吗？
他想起陶然今天说的那句话：“一口吃不成胖子，一条河也一口喝不干。”这话有道理，但不是全部的道理。有些伤口等不了“慢慢来”——比如三个失踪的孩子。他们等了一年了，时间每过去一天，证据就消失一分，记忆就模糊一寸，真相就沉得更深。
他知道真相。
但他只能说“值班表”。
他把头埋在枕头里，发出一声压抑的、闷闷的叹息。
星期一上午，陈正明到信访局的时候，陶然已经在办公室了。
他走过去敲了敲门框。陶然正低着头看一份文件，听见声音抬起头，用那双被烟熏黄的眼睛看了他一眼，然后用下巴点了点对面的椅子：“坐。”
陈正明坐下来。
“你昨天写的那份‘北门村征地纠纷情况报告’，县长看了。他很满意，说信访局这件事处理得好，既稳住了村民，又给了开发商一个缓冲期，还给县里争取了一个月的时间。”陶然把文件合上，放在一边，“县长问是谁去调解的，我说是刚分来的研究生。县长说——‘青江县留不住这样的人’。”
陶然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语气没有变化，像是在转述一个跟自己无关的天气预報。但陈正明听出了那句话后面的意思——县长说“留不住”，不是“不想留”，而是“青江县的池子太小，养不了大鱼”。新来的研究生迟早会走，所以现在能用就用，不用白不用。
“陶局长，”陈正明说，“我今天想去古城乡。”
陶然正要点烟，火柴举到一半停住了。“古城乡？李长水那个事？”
“对。信在抽屉里放了九个月了，不能再放了。”
陶然把火柴划着，点燃了烟，吸了一口，吐出来的烟雾在两个人之间形成一道灰白色的屏障。他看着陈正明，沉默了几秒，问了一个跟案件无关的问题。
“你知道李长水的事为什么压了九个月吗？”
“曹科长跟我说过一些——程德厚在古城乡有根基，乡政府不愿意碰。”
“曹建平跟你说了？”陶然把烟灰弹在地上，“他说了就好。那我就不用再费口舌了。你既然知道程德厚是什么人，你还去？”
陈正明没有犹豫：“去。”
“不怕？”
“怕。”陈正明说，“但信在抽屉里躺着，李长水可能在等。怕归怕，该做的事还是要做。”
陶然把烟叼在嘴里，两只手交叠在肚子上，靠进椅背里，用一种难以捉摸的表情看着陈正明。那个表情里有审视，有打量，还有一丝陈正明读不懂的东西——不是欣赏，不是担忧，更像是一个老船工在打量一个要出海的新水手：知道前面有风浪，但不会拦你，因为拦也拦不住。
“行，你去。”陶然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在烟灰缸里掐灭，“但我跟你说几条规矩。第一，到了古城乡，先去乡政府，找乡党委书记老郑。你跟他说是我让你去的，李长水那个事不能压了，信访局要个说法。第二，去十里村，不要单独去，让乡里派人陪你一起去。第三，见程德厚的时候，多听，少说。他是本地人，土生土长，在村里当了十五年支书，什么场面没见过。你在村里人面前说话要小心，一句不慎，传到村里，以后的工作就没法做了。第四——”
陶然停顿了一下，看着陈正明。
“第四，如果不能解决，不要硬扛。回来汇报，我来处理。”
陈正明听完这四条，点了点头。
“记住了。”他说。
古城乡在青江县的东南方向，距离县城四十多公里。没有直达的班车，要先坐车到县城东站，再转一趟开往邻县的过路车，在半路的一个三岔路口下车，然后步行三公里进乡。
陈正明到东站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九点半了。车站是一个露天的院子，地上铺着碎石子和瓜子皮，空气里弥漫着柴油和旱烟的味道。几辆中巴车歪歪扭扭地停在院子里，车身上写着“青江—古城”“青江—柳河”“青江—石门”等字样。售票员站在车门旁边扯着嗓子喊客，声音一个比一个大。
他找到去古城乡方向的那辆车，车上已经坐了七八个人。有扛着蛇皮袋去赶集的农民，有抱着婴儿回娘家的年轻媳妇，有一个戴着草帽、闭着眼睛打盹的老头。陈正明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帆布包抱在怀里。
售票员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穿着一件花的确良衬衫，手里攥着一叠车票，在车厢里挤来挤去。她走到陈正明面前，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问：“去哪？”
“古城乡。”
“两块。”
陈正明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一块钱纸币递过去。售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