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明送他到门口。王士涂走出信访局的大门，站在西街的太阳底下，从口袋里掏出那根烟，终于点着了。他深吸了一口，烟雾在阳光中散开，像一朵灰色的云。
“陈正明。”他没有回头，背对着陈正明说，“你说你是学法律的？”
“对。”
“那你告诉我——一个案子，因为没有证据就不查了，这合哪门子的法？”
陈正明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
他没有回答。因为他知道，这个问题不是问他的，是问这个体制的，是问这个还在用“维稳”代替“正义”的时代。而他，一个穿越者，一个知道未来的人，一个手里攥着所有答案却说不出来的人，只能沉默。
王士涂没有等他回答。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然后迈步走了。他走得很快，步子很大，像是在追赶一个看不见的目标。
陈正明回到综合科，坐下来，翻开笔记本。他的太阳穴又开始隐隐作痛，像是有人在他的颅骨内侧用砂纸慢慢地磨。他拿起笔，想写点什么，但手抖得厉害，字写得歪歪扭扭。
他强迫自己写下一行字：
“王士涂，照阳县公安局刑警队，417案。砖瓦厂。夜间值班表。关键证据：埋尸地点在砖瓦窑废料堆下方。”
写完这行字的那一刻，一阵剧烈的头痛像闪电一样劈下来，从头顶贯穿到颈椎。他闷哼一声，趴在桌上，额头抵着冰凉的桌面，冷汗瞬间湿透了衬衫的后背。
耳边有一瞬间像是有人在说话——一个模糊的、没有性别的声音，说的不是中文，也不是任何他能辨认的语言，但那意思却像烙印一样烙进了他的意识里：
“规则不可逾越。答案必须通过程序。一次警告，下次惩罚加倍。”
疼痛持续了大约一分钟，然后像潮水一样退去了。陈正明慢慢直起身，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他的手指还在发抖，但脑子清醒了。
他翻开笔记本，看向刚才写的那行字——“埋尸地点在砖瓦窑废料堆下方”。
那行字还在，但墨水的颜色变淡了，从黑色变成了灰色，像是被人用橡皮擦过一遍，又没有完全擦干净。他能看见，但如果拿给别人看，别人可能会以为那是褪色的旧笔记。
这是世界的修正方式。不是删除——删除太粗暴了，会留下破绽；而是慢慢淡化，让信息变得模糊、不确定、不可靠。如果他依靠这条“淡化”后的信息去办案，迟早会发现自己记错了细节、对不上号。
他必须用别的方式，把这些信息“重新激活”。
不是靠自己说出来，而是靠正规的侦查程序，一步步推导出来。他要做的不是给王士涂答案，而是给王士涂一个“可以自己找到答案”的方向。
值班表。
就从值班表开始。
他用钢笔把“夜间值班表”四个字圈了起来，在旁边写了四个字——“已知线索”。不是“我知道”，是“已知”。这四个字在信访案件的处理流程中没有法律意义，但在他的心里是一种自我约束：我不能说我“知道”什么，我只能说我“发现”了什么。
办公室的电话响了。
是杜月英转过来的，找陈正明的。
“陈同志，我是周德茂。”电话里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人听见，“我妹夫那个事，你递上去了没有？”
“周大叔，信我已经给陶局长看过了。今天照阳县公安局的王队长也来找我了，他已经在查这个案子了。”
“公安局？”周德茂的声音更低了，“那个姓王的可不可靠？”
陈正明想了想，说：“可靠。”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声长长的、带着释然的叹息。
“那就好。那就好。谢谢你，陈同志。”
电话挂断了。
陈正明把话筒放回座机，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头痛已经消失了，但那种被警告的感觉还在，像一根看不见的弦，绷在他意识的深处，随时可能被触响。
窗外的蝉鸣声越来越大，像是要把整个夏天喊破。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面上投下一块方方正正的光斑，光斑里有灰尘在飞舞，慢悠悠的，像是在跳一种早已失传的舞蹈。
他重新睁开眼睛，看着那块光斑。
一九九零年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下午四点十七分。
他来到青江县的第七天。
七天里，他处理了八十七封积压的信件，调解了一起征地纠纷，写了一份补充调查提纲，认识了一个叫王守一的老所长、一个叫王士涂的刑警、一个叫周德茂的农民，还在凌晨五点半跑过一段土路。
他还触发了两次世界修正。
两次。
距离他十八年后站在汉东的舞台上，还有六千五百多天。他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