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开始读。
读得很慢。他的目光在每一行字上停留很久，读完一段，停一下，再读下一段。读到“三个娃儿”那段时，他的手指微微收拢，把信纸的边缘捏出了褶皱。
他读完之后，把信还给陈正明。
“谢谢你。”他说。声音跟刚才不一样了——沙哑得更厉害了，像是嗓子眼里堵着什么东西。
“王队长，这个案子，你们查了多久了？”
“一年零三个月。”王士涂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看了看综合科墙上贴的“禁止吸烟”的标语，又把烟塞了回去，“三个孩子，最大的十五，最小的十二。一个是石门村的，另外两个是隔壁村的。去年八月，三个孩子去砖瓦厂附近玩，再也没有回来。家长报了案，我们出了警，在砖瓦厂周围搜了三天，什么也没找到。砖瓦厂的老板说没见过他们，厂里的工人也说没见过。”
他停顿了一下，手指在桌上无意识地敲着，像是某种内心的节拍。
“后来呢？”陈正明问。
“后来就搁置了。”王士涂的声音更低了些，“没有证据，没有尸源，没有目击证人。三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地打工，没有能力持续施压。案子从‘专案’变成了‘积案’，从‘积案’变成了‘挂案’。挂了一年——挂在档案柜里，挂在电脑里——不，我们还没有电脑，挂在文件夹里。”
他把那只没有点燃的烟从嘴里拿下来，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又放回口袋。
“但我放不下。”王士涂抬起头，看着陈正明，“三个孩子，不是三只鸡。我不能因为上面不催了，就不查了。”
陈正明看着他，心里翻涌着一种复杂的情绪。
他知道王士涂会在这个案子上耗很多年。他知道王士涂会经历无数次挫折、失望、被停职、被排挤。他也知道王士涂最后会赢——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但他不能告诉王士涂这些。不能说“你会查到的”，也不能说“方向是对的”。他只能做一个倾听者，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给出一把王士涂自己会接住的钥匙。
“王队长，我能问一个具体的问题吗？”陈正明说。
“问。”
“砖瓦厂的夜间作业记录，你们查过没有？”
王士涂的眼睛眯了一下。“夜间作业记录？砖瓦厂不是二十四小时生产的，晚上一般不开工。”
“我知道。但如果有人利用夜间的时间，在厂区做一些——不需要开工也能做的事，会不会留下某种记录？比如电费单、水费单、或者值班表？砖瓦厂晚上即使不生产，也应该有人值班吧？”
王士涂盯着陈正明看了足足五秒钟。那五秒钟里，综合科安静得能听见窗外老槐树上的蝉鸣。
“你为什么会想到值班表？”王士涂问。
陈正明的心跳加速了。他知道自己踩在了那条危险的线上——说得太少没用，说得太多头疼，说得太直接世界会修正。他必须在“有用”和“安全”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
“因为我之前在信访局整理过类似的案子。”陈正明说，语速很慢，像是在斟酌每一个字，“有一件是因为一个工厂值班表上的日期跟失踪人员的最后出现日期对不上，最后查出来是值班的人在撒谎。我觉得这种细节容易被忽略，但有时候很关键。”
这话不算撒谎。他在八十七封信里的确处理过一件跟值班记录有关的纠纷，但那个案子跟失踪案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借用了那个案子的形式，来包装他真正想传递的内容。
王士涂的目光没有从他脸上移开。那个亮得太过的眼神像是在测量他——测量这个年轻人是随口一说，还是真的有什么依据。
“你这个想法有点意思。”王士涂终于开了口，“我回去翻一翻砖瓦厂的台账。如果值班表上有人在那三天晚上‘值班’，但实际上砖瓦厂并没有生产——那这个人就有问题。”
“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陈正明说，“不一定对。”
“我知道。”王士涂站起来，把那根没有点燃的烟从口袋里摸出来，这次没有闻，直接揣回了兜里，“周德贵的信，我还是希望你不要转。”
“为什么？”
“因为现在转到照阳县信访局，他们又会转到我们公安局。一转二转，时间拖了，中间还可能有人‘打招呼’。我在明处，有些事反而不好办。”王士涂看着他，“这封信先放你这里，等我这边有进展了，需要正式材料的时候，再走程序。行不行？”
陈正明想了想，点了点头。“可以。但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如果三个月之内你们还没有任何进展，这封信我会按正常程序转办。我不能让它永远压在我这里。”
王士涂沉默了几秒，把手伸过来。“成交。”
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王士涂的手很粗糙，指节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