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明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以为自己还在做梦。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在凌晨五点半被电话吵醒过了——准确地说，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穿越过来之后第一次。招待所的电话是灰色的转盘式，放在走廊尽头的值班台上，铃声大得像火警。他穿着一件背心跑出去接的时候，隔壁房间的客人已经推开门骂了一句“大清早的嚎丧”。
“陈正明同志吗？”电话那头是杜月英的声音，语速比平时快了一倍，“陶局长让我通知你，马上去八里河派出所报到。北门村出事了。”
“什么事？”
“征地拆迁。村民把工地围了，开发商报了警，派出所的人已经到了。陶局长说让你去协助调解，他在县里开会走不开。”
陈正明看了一眼值班台上的钟，五点四十分。“我马上过去。”
他回到房间，用三分钟穿好衣服，用一分钟洗了把脸，把笔记本和钢笔塞进帆布包，跑步下楼。招待所的门还没开，他叫醒了值班的老头，老头嘟囔着开了锁，他冲出去的时候，老头在后面喊了一句：“小伙子，你的鞋穿反了！”
他低头一看，确实反了。蹲下来换过来，继续跑。
从县城到八里河那段路，他昨天走了一遍，用了四十分钟。今天他用跑的，用了二十五分钟。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一辆往菜市场送豆腐的三轮车突突突地从他身边开过。早晨的空气很凉，带着露水和泥土的味道，远处的山还蒙着一层薄雾。
他到八里河派出所的时候，院子里已经停了四辆车——两辆警用三轮摩托，一辆北京吉普，还有一辆黑色桑塔纳。桑塔纳的车牌是外地牌照，陈正明扫了一眼，记下了号码。
李大为正靠在值班室门口打哈欠，看见陈正明跑进来，哈欠打到一半就停住了。“陈同志？你怎么来了？”
“陶局长让我来的。王所长呢？”
“在北门村工地。我带你过去。”李大为从墙上摘下一顶警帽扣在头上，又顺手拿了一根警棍别在腰上，“你跑过来的？脸比纸还白。”
陈正明没回答，跟着他往外走。李大为骑了一辆自行车，后座载着陈正明，两人沿着一条土路颠簸了十来分钟，远远地就看到了黑压压的人群。
北门村在八里河镇的北边，紧挨着一条新修的公路。公路两边的田地已经被推土机推平了一大片，露出黄褐色的泥土和破碎的瓦片。靠南边的一块工地上，几根钢筋水泥柱子已经立了起来，但施工显然停了，因为柱子下面站着一百多号人，男女老少都有，有的手里拿着锄头铁锹，有的抱着孩子，有的坐在被推倒的断墙上。
人群对面，停着一辆挖掘机，挖掘机的履带被几根粗树枝卡住了。挖掘机旁边站着七八个戴安全帽的男人，领头的一个穿着白衬衫、黑西裤，皮鞋上全是泥，正激动地对着人群喊什么。他旁边站着两个穿警服的民警——一个五十多岁，正是王守一；另一个是个年轻女警，短发齐耳，瘦瘦的，站在王守一身后，手里拿着一个记录本。
李大为把自行车停在路边，陈正明跳下来，向他跑过去。
“王所长。”
王守一回头看了他一眼，眉头皱了一下，但没有露出意外的表情。陶然显然已经跟他通过电话了。
“你们信访局的人来了。”王守一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个事你们处理得了吗？”
“我先了解情况。”陈正明说。
王守一用下巴点了点那个穿白衬衫的男人：“那是开发商的代表，姓李，说是中标的老板派来的。昨天下午他们开始动工，没有提前通知村民，也没有公示新的补偿标准。村民不干了，今早天没亮就来堵工地。我跟老赵劝了两个小时，没用。”
“新的补偿标准？”陈正明问，“老标准是什么？”
“老标准是县里九一年定的，每亩地补偿两千块。去年省里发了新文件，要求提高到每亩四千。县里一直没执行，开发商想按两千的旧标准征地，村民要按四千的新标准。谈不拢，就这么僵着。”
陈正明把目光投向人群。他看到了愤怒、疲惫、恐惧——那些表情他前几日在八十七封信里读到过，今天亲眼看到了。人群里有几个熟面孔，他在那些信件的地址栏里见过他们的名字。
“村主任呢？村支书呢？”他问。
“缩了。”王守一冷笑一声，“这种时候，村干部都是缩头乌龟。他们怕得罪村民，又不敢得罪开发商，干脆躲起来。”
陈正明站在路肩上，看着对峙的双方，脑子里快速转过几个念头。前世学过的行政法知识像书架上的书一样一本一本地翻开——征地补偿的程序、公告义务、听证权利、行政复议和诉讼的路径。但眼下需要的不是法律知识，而是先让双方坐下来。
他对王守一说：“王所长，能不能让我跟村民代表谈谈？单独谈，不在现场。”
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