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试。”
王守一叹了口气，朝人群走过去。他的步态很沉稳，不急不慢，像一个人在自家的院子里散步。人群看见他走过来，自动让开了一条路，不是因为怕他，而是因为信任他——八里河派出所的老所长，在这个镇子上干了二十年，谁家的狗丢了都找他。
“乡亲们！”王守一的声音不高，但穿透力极强，“这位是县信访局的陈同志，专门来处理大家的事。咱们有话好好说，不要围在工地上。你们选出几个代表，跟陈同志到村委会去谈，行不行？”
人群里一阵骚动。有人喊：“又要骗我们！谈了八百回了，你们跟开发商是一伙的！”
王守一没急，也没解释。他站在那里，等那个声音落下去，才慢慢地说：“老周，你这话就不对了。我王守一在八里河二十年，什么时候骗过你们？你家的牛丢了，你第一个找谁？”
人群安静了一瞬。
一个五十多岁的黑脸汉子从人群里走出来，头上裹着一条皱巴巴的白毛巾，裤腿卷到膝盖，脚上一双解放鞋全是泥。他就是老周，周德茂，北门村二组的村民代表，在村里种了三十年地。
“王所，不是我不信你。”周德茂的声音很沉，像闷雷，“是这个事我们等不了了。开发商说要征地，补偿款一直不到位。我家三亩地，按旧标准才六千块，六千块够干什么？我们家四口人，一年口粮都不止这个数。按省里的新标准，一亩四千，三亩一万二，差了整整一倍。我们找过村委会，找过镇政府，找过县国土局，都说‘在研究’。研究了大半年了，研究出什么了？开发商直接来挖地基了！”
他说到最后，声音已经有些发抖。不是害怕，是愤怒压得太久了。
陈正明走到周德茂面前，伸出手。“周大叔，我是信访局的陈正明。我能跟您借一步说话吗？”
周德茂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的白衬衫、帆布包和那双跑反过的皮鞋上扫了一圈。这一眼里没有信任，也没有敌意，只有一种长期跟基层干部打交道形成的、自动化的警惕。
“信访局，我认得。”周德茂说，“我去过。你们的杜科长人不错，但我们的事她办不了。她说要等上级的政策。”
“我今天不是来给您讲政策的。”陈正明说，“我是来听您说话的。您说吧，我记着。”
他从包里掏出笔记本和钢笔，翻开新的一页。
周德茂又看了他一眼，这次的目光不一样了——在“警惕”之外多了一点别的东西，像是意外，又像是试探。他沉默了几秒，终于开口了。
“我家三亩地，在公路边上，是最好的水浇地。每年种两季稻子，一季小麦，亩产……”
陈正明低头记录，笔尖在纸面上发出沙沙的声音。他没有打断周德茂，没有提问，没有评价，只是记。记数字，记人名，记时间，记每一个细节。周德茂说了二十分钟，从土地的产量说到家庭的开支，从开发商的蛮横说到村委会的软弱，从省里的政策说到县里的拖延。他说得很乱，颠三倒四，同一个意思重复了好几遍，但陈正明从这些凌乱的话语中捋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
县国土局去年年底收到了省里的文件，要求将征地补偿标准从每亩两千元提高到四千元，但县里以“财政困难”为由，一直未发文执行。开发商据此仍按两千元的标准跟村民签订协议，并声称“县里同意了”。村民认为开发商欺诈，要求至少按省里文件执行。双方僵持期间，开发商突然强行进场施工，引发了今天的冲突。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补偿纠纷——这是一个政策执行漏洞导致的群体性事件。
“周大叔，我记完了。”陈正明合上笔记本，“您说的这些，我都会如实向陶局长汇报。现在咱们能不能先让乡亲们散开，不要堵在工地上？堵工地解决不了问题，万一有人推搡出了事，有理也变成没理了。您带几个代表，咱们到村委会去，把你们的诉求一条一条写下来，我帮你们整理一份正式的信访材料，报给县里。”
周德茂犹豫了一下，回头看了看身后的村民。村民们都看着他，等他拿主意。他是村里推举出来的代表，他的每一句话都代表身后一百多号人的意志。
“老周，信他一次吧。”王守一在旁边插了一句，“这个陈同志，我昨天刚打过交道。他让人写了一份案子的补充调查提纲，写了十二条，每一条都在点上。不是那种只会写转办单的人。”
周德茂的嘴唇动了动，终于点了点头。他转身朝人群挥了挥手：“大家先散了！各回各家！我等下去村委会跟他们谈！”
人群开始松动。有人不情愿地收了锄头，有人抱着孩子转身走了，有人站在原地不肯动，被旁边的人拉走了。挖掘机旁边那个穿白衬衫的李总松了一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擦汗，擦完了想走过来跟陈正明握手，被王守一抬手挡了回去。
“你先别过来。”王守一说，“村民还没走完。你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