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明到青江县的第七天，陶然给了他一个新任务。
不是去古城乡——那个安排在周一，因为乡政府周末没人上班。而是去一个叫八里河的地方。
“八里河派出所的王所长昨天打电话来，说他们手里有一个信访件，涉及到国土局、城建局和我们信访局三个部门，想当面沟通一下。”陶然把一张纸条推过来，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和一个电话号码，“你去一趟。把情况摸清楚，回来跟我汇报。”
“我一个人？”
“你一个人。”陶然点了一根烟，“王守一这个人，我不太待见他，见了面容易吵架。你去正好，你是新人，他说什么你听着就是了。记住——只听，不表态。把他说的情况记下来，把他想让我们做的事问清楚，但不要答应任何事。”
陈正明把纸条收好，问了一句：“他为什么不待见信访局？”
陶然吐了一口烟，没说话。
倒是旁边的杜月英插了一句：“因为王所长觉得信访局是‘甩锅局’，遇到解决不了的事就往派出所推。去年有个案子，信访局转给派出所，派出所忙活了一个月，发现根本不归他们管。从那以后，王所长对信访局就有意见了。”
“那个案子是我转的吗？”陶然冷冷地问。
“不是，是老刘转的。”
“那就不是我的问题。”陶然把烟掐灭，“陈正明，你去，把事情弄清楚就行。他不待见信访局，那是他的事。你把我们的态度摆正——该我们做的，我们做；不该我们做的，我们不做。”
八里河派出所不在县城，在城关镇的边上，出了西街往南走，穿过一片正在拆迁的棚户区，再走过一座水泥桥，就到了。陈正明走了将近四十分钟，一路上经过的景象像是两个时代的分界线——县城这边是灰扑扑的旧楼房，过了桥，是一片低矮的自建房和田地。
派出所是一栋两层的红砖楼，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字迹有些褪色。院子里停着一辆三轮摩托车和两辆自行车，墙角堆着几根废弃的水泥电线杆。
陈正明推门进去，一楼是值班室，一个穿警服的年轻人正坐在桌后面吃油条，看见有人进来，连忙把油条塞进抽屉里，抹了抹嘴。
“同志，你找谁？”
“我是信访局的，姓陈。王所长约的。”
年轻人站起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从桌上拿起一个搪瓷缸子喝了口水，把嘴里的油条咽干净。“王所在二楼。你上去吧，左手第二间。”
楼梯是水泥的，扶手是铁管的，漆掉了一大半，摸上去一手铁锈。陈正明上了二楼，敲了敲左手第二间的门。
“进来。”
门很紧，推开的时候发出吱呀一声。办公室不大，十几平米，一张办公桌，两把折叠椅，一个铁皮文件柜。墙上贴着一张青江县地图，地图上用红笔画了很多圈圈，有些圈圈旁边写着名字。
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警服，没有戴帽子，头发花白，脸上皱纹很深，但眼睛很亮，看人的时候带着一种审慎的打量。
“信访局的？”他问。
“是。我姓陈，陈正明。陶局长让我来的。”
“坐。”王守一用下巴点了点对面的折叠椅。
陈正明坐下来，把帆布包放在脚边。
王守一没有马上说话。他从桌上拿起一个搪瓷缸子，喝了一口茶，缸子上的字是“八里河派出所优秀民警”——自己夸自己的。他把缸子放下，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抽出一叠材料，放在桌上。
“你们信访局转过来的一个案子。”王守一把材料推过来，“你看看。”
陈正明接过去，翻开来。是一份“信访事项转办单”，转办单位是“八里河派出所”，转办时间是今年三月，经办人签名看不清。信访事项摘要写的是：“北门村村民张大山反映，其兄张二河于一九八九年八月失踪，家属怀疑被同村村民赵某杀害，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他看完后，抬起头：“这个案子，怎么转到信访局了？”
“不是转到信访局，是从信访局转到我这儿的。”王守一的身体微微前倾，两只手撑在桌上，“三月转过来的，我派了两个人去查，查了一个月，结论是——没有证据。张二河是跟人吵架后离家出走的，有人看见他上了去省城的长途车。不是失踪案，更不是命案。我把结论报给信访局了，但信访局那边不同意。”
“不同意？”
“对。有个姓刘的科长打电话来，说家属不相信我们的结论，要求重新调查。我说重新调查可以，但你要给我新证据，没有新证据我查什么？刘科长说‘你们再查查嘛’。我说你这不是为难我吗？没证据你让我查什么？”王守一的声音不自觉地大了起来，“后来我就找你们陶局长，陶局长说这是老刘办的，他不清楚。不清楚？你不是局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