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明听明白了。这是一个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扯皮——家属不信公安的结论，信访局只能按家属的要求转办，派出所认为证据不足无法重新调查。三方各执一词，事情卡在这里四个月了。

    “王所长，我能看看你们的调查材料吗？”

    王守一看了他一眼，犹豫了一下，还是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卷宗，推到桌上。“看吧。不过你别说我办案不规范，我们乡镇派出所，条件就这样。”

    陈正明翻开卷宗。里面的材料不多，几张询问笔录，一份长途汽车站的售票记录复印件，一份村委会的证明。他一份一份地看，看得仔细。

    询问笔录有三份。第一份是张大山的，说他最后一次见张二河是去年八月十五日，兄弟俩因为分家的事吵了一架，张二河摔门走了，再也没有回来。第二份是同村村民赵某的，赵某说那天他在村口看见张二河上了一辆开往县城的中巴车，当时张二河还跟司机说了话，不像是赌气出走的样子。第三份是长途汽车站售票员的，售票员说记得有个中年人买过去省城的票，但记不清长相了。

    村委会的证明写的是：“兹证明我村村民张二河于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五日离家出走，至今未归。”

    陈正明把这些材料反复看了两遍，然后合上卷宗。

    “王所长，我有个问题。”

    “说。”

    “长途汽车站的售票记录，你们是怎么拿到的？”

    王守一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就是——你们去长途汽车站调取记录的时候，是口头询问的，还是书面调取的？”

    王守一看了一眼卷宗，又看了一眼陈正明，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变成不耐烦。“当然是口头问的。一个失踪案，又不是刑事案件，你让我怎么调取？人家车站凭什么给你书面材料？”

    “那售票员的证言，也是口头的？”

    “对。我做了一份询问笔录，让她签了字。怎么，不行吗？”

    陈正明想了想，说：“不是不行。但这份笔录在法庭上，证明力是有限的。如果家属起诉公安机关不作为，法院会看——你们有没有调取售票底联？有没有调取当天该班次的长途车乘客名单？有没有去省城那边的车站查过张二河的下车记录？”

    王守一的脸色变了。

    不是因为生气，而是因为他意识到，这个从信访局来的、穿着白衬衫的年轻人，不是在找茬，而是真的懂。

    “你是学法律的？”王守一问。

    “辅修法学第二学位。”

    “二学位？”王守一靠在椅背上，重新打量了一遍这个年轻人，“你今年多大？”

    “二十六。”

    “二十六，信访局，研究生，法学二学位。”王守一一个一个地数，像是在念一份履历，“你这样的人，分到青江县来？”

    陈正明没有接这个话茬。他把话拉回正题：“王所长，我的意思是——张二河这个案子，家属不服，不是因为怀疑你们不查，而是因为你们的调查结论在程序上不够扎实。如果你们能把调查过程做扎实了，把每一步都留下书面的、可查证的记录，家属就算不服，到了法院也无话可说。”

    王守一沉默了一会儿，伸手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点着了。烟雾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方缭绕，他眯着眼睛看着陈正明，像是在重新判断这个人。

    “你说的有道理。”王守一终于开了口，“但我跟你说实话，我们八里河派出所，加上我，一共十二个人。十二个人管着四万多人，每天的警情都处理不完。一个失踪案，没有证据表明是刑事案件，我们能花多少时间？口头问几句，做个笔录，已经是尽力了。你让我们去调取售票底联、调取乘客名单、去省城查下车记录——可以，你给我派三个人，给我一个月时间。我有吗？我没有。”

    陈正明没有说话。

    王守一弹了弹烟灰，语气缓和了一些：“我不是跟你发牢骚。我是跟你说实情。你们信访局坐在办公室里，盖盖章、写写转办单，觉得案子很简单。下了基层，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我理解。”陈正明说，“但王所长，张大山如果继续信访，最后这个案子还是会回到你这里。拖得越久，处理成本越高。与其等他去市里、省里闹大了再处理，不如现在就把事情做扎实。”

    王守一沉默了很久。烟抽完了，他又点了一根。

    “这样吧。”他说，“你帮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你不是学法律的吗？你给我写一份这个案子的‘补充调查提纲’，把需要调取的证据、需要走访的人员、需要去哪些单位调取记录，一条一条列清楚。我让人照着你写的去办。”

    陈正明想了想，点头：“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说。”

    “这个案子的每一次调查进展，都抄送一份给信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