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可攻，退可守。
这就是陶然。
“你知道还跟我说？”陈正明问。
曹建平把烟掐灭，烟蒂扔进桌上的罐头瓶里——那是他的烟灰缸，一个吃剩的糖水黄桃罐头瓶，标签已经泡得发白。
“因为你是个好人。”曹建平说，“好人不应该在不知道前面是坑的情况下往前走。”
陈正明看着他，过了几秒，说了一句：“我知道前面是坑。”
曹建平怔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很短，短到只有一瞬间，像是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
“行。”他说，“那你去吧。”
陈正明收拾好东西，背起帆布包走出信访局。天已经黑了，西街的路灯坏了大半，只有远处卫生所的白炽灯还亮着，把一小块路面照得像舞台。他在卫生所门口的台阶上坐下来，从包里拿出那两个馒头——陶然说的“嫂子留的”。馒头已经凉了，硬得像石头，他用两只手掰开，掰得手指发白。
卫生所里有人在打点滴，一个中年妇女，估计是急性肠胃炎，脸色蜡黄，闭着眼睛靠在椅背上。她旁边坐着一个十来岁的女孩，扎着两条辫子，在写作业，铅笔在作业本上发出沙沙的声音。
陈正明把馒头掰成小块，一块一块地塞进嘴里，慢慢地嚼。馒头没什么味道，但很管饱。他一边嚼一边想明天的事——古城乡，十里村，程德厚，李长水。
他想起李长水信里那句话：“我来回跑了半年，腿跑瘸了，问题没解决。”
腿跑瘸了。
陈正明不知道李长水的腿是不是真的瘸了，还是只是一个比喻。但无论真假，这句话让他心里堵得慌。一个五六十岁的农民，为了自家的地，从村里跑到乡里，从乡里跑到县里，跑了半年，腿跑瘸了。问题没解决。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一封信上——写在一张红线信笺上，贴在八分钱的邮票上，投进那个绿色的铁皮邮筒里，寄到一个叫“信访局”的地方。
那封信在信访局的抽屉里躺了九个月。
九个月。从去年十月到今年七月。足够一个人从希望变成失望，从失望变成绝望。足够一个人腿瘸了以后再站不起来。
陈正明把最后一块馒头咽下去，拍了拍手上的碎屑。卫生所里的女孩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眼睛很大，很亮，像两颗被水洗过的黑石子。她冲他微微点了一下头，又低下头继续写作业。
他站起来，把帆布包甩到肩上，沿着西街往回走。招待所在县城的另一头，走路要二十分钟。他走得不快，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像是要把这条陌生县城的街道踩出属于自己的脚印。
走到招待所门口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他翻开笔记本，找到李长水那页，在“法律依据”一栏下面又补了一行字：
“农村土地属村集体所有。村支书是否有权占用村民自留地？强占属民事侵权还是行政侵权？信访局是否有权介入？”
然后他又加了一行：
“明天去古城乡。带录音机？没有。带相机？没有。带笔记本和笔。够了。”
他合上笔记本，推开招待所的门。
走廊的灯已经关了，他在黑暗中爬上三楼，摸到308号房间的门锁，掏出钥匙开门。房间里很闷，窗户关了一天，被子有一股潮湿的霉味。他没有开灯，走到窗前推开窗户，让夜风吹进来。
青江县的夜很安静，没有榕城的车马声，只有虫鸣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叫。他站在窗前，看着漆黑的夜空，天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只有一层厚厚的云，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又像是永远都不会下。
他想起陶然说的话——“你有担当吗？我不知道。你自己知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他想起曹建平说的话——“好人不应该在不知道前面是坑的情况下往前走。”
他想说“我有担当”，但他知道这不是自己说了算的。担当不是一种态度，是一种选择。是在知道前面是坑的时候，还往前走的选择。
明天，他就要做这个选择了。
陈正明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招待所的床很硬，枕头很低，但跟他在大学宿舍睡了三年那张吱呀作响的上铺比起来，已经算舒服了。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听着窗外的虫鸣声，一片一片地数。
一只。两只。三只。
他想起穿越前那个夜晚。二零二四年。他在宿舍里赶论文，键盘声噼里啪啦地响。咖啡喝完了，又泡了一杯。窗外是城市的灯火，亮得像白昼，亮得没有尽头，亮得让人忘了什么是黑暗。然后心脏一阵剧痛，所有的光都熄灭了。
再醒来，他在一九九〇年。在这里，夜晚是真的夜晚，黑是真的黑。没有霓虹灯，没有二十四小时便利店，没有外卖。只有虫鸣、狗叫、和一碗凉透了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