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里，他接待了三十七个上访群众。有来讨薪的农民工，有来告村干部贪污的老党员，有来要求政府赔偿被强拆房屋的钉子户，有来反映农田灌溉用水被上游工厂污染的几个村的联名代表，还有每隔两个月就来一次的“老熟人”——精神有些恍惚的退伍兵老吴，每次都重复同一个故事：他在部队立过二等功，县民政局把他的档案弄丢了，他的待遇一直没有落实。杜月英查过三次档案，每次都确认他的二等功证书是真的，但档案确实找不到了，县里答应给他补办，手续走了三年还没走完。
三十七个案子，陈正明每一个都做了详细记录。他用的是原主留下的那本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每页分成三栏：事实摘要、法律依据、处理建议。杜月英看了他的笔记方法，没有评价，只是说了一句：“你这个记法，倒像是法院的办案笔记。”
陈正明没有接话。这就是他前世的习惯，写论文时做文献笔记用的。
第五天下午，接访科难得清静了半个小时。杜月英去烧水泡茶，陈正明坐在她对面，把前五天接待的三十七个案子重新翻了一遍。他注意到，其中有九个案子——将近四分之一——涉及同一个部门。
国土局。
土地征收补偿纠纷三件，宅基地审批纠纷四件，耕地权属争议两件。九封信，来自七个不同的乡镇，写信的人互不认识，但他们的诉求有一个共同点：都在跟国土局打交道，打了很久，久到他们自己都记不清跑了多少趟。
“杜科长，”陈正明抬起头，把笔记本转过去给杜月英看，“这些案子，是不是都是转到国土局的？”
杜月英正往搪瓷缸子里抓茶叶，听了这话，低头瞥了一眼笔记本，点了点头：“对。国土局的件最多，也最难办。”
“为什么最难办？”
“因为他们是业务局。”杜月英把热水瓶塞拔掉，往缸子里倒水，水蒸气模糊了她鼻梁上的老花镜，“土地问题最敏感，政策多、历史久、牵涉面广。一个宅基地纠纷，可能牵出三四十年前的土地改革档案，你现在去翻，找得到才怪。再加上国土局那些人——算了，不说了。”
她把“不说了”三个字说得很重，像把一扇门关上了。
陈正明没有追问。他在笔记本上国土局那一栏旁边画了一个星号。
下午三点多，接访科的木门被从外面推开，探进来一颗花白的脑袋。
“陶局长。”杜月英站了起来。
陶然没有进门，只站在门口，用那两颗被砂纸磨过的小石子一样的眼睛看了陈正明一眼，然后把手里一个牛皮纸信封递过来：“你把这个办了。”
信封上没有署名，只写了四个字：“信访转办”。
陈正明接过来，抽出里面的材料。是一份手写的申诉书，字迹歪歪扭扭，用的是小学生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皱巴巴的，折了好几折。他展开来，从头到尾看了两遍。
申诉人叫刘德厚，五十八岁，青江县城关镇西街村村民。申诉内容：他家祖宅在县城旧城改造中被纳入拆迁范围，他跟拆迁办签了补偿协议，协议约定按建筑面积每平米补偿一百二十元。但他后来发现，邻居张家的房子跟他家一样大、一样老，张家的补偿标准是每平米一百八十元。他觉得不公平，要求国土局重新核算补偿标准。跑了国土局三个月，没人理他。于是写了这封信，寄到了信访局。
陈正明把材料细细地读了三遍。第一遍看事实经过，第二遍找出其中的逻辑链条，第三遍在心里默算了一下补偿款的差额——按刘德厚的说法，一百二十元每平米，一百二十平米的房子，一万四千四；一百八十元每平米，两万一千六。差了七千二百块。对一九九零年的一个农民来说，七千二百块钱，是几年的收入。
“这个事，原则上应该由国土局处理。”陈正明抬起头，看向陶然，“拆迁补偿标准是国土局定的，补偿协议的签订主体也是国土局下属的拆迁办。”
陶然没点头也没摇头，只说了一句：“你知道该怎么做。”
陈正明想了想，从桌上拿了一张“信访事项转办单”——那是一式三联的复写纸表格，上面印着转办单位、转办时间、信访事项摘要、办理时限等栏目。他认真地填写起来。转办单位：青江县国土局。信访事项摘要：“城关镇西街村村民刘德厚反映，其房屋拆迁补偿标准与邻居不一致，要求重新核算。请贵局依法核查并作出处理，于十五日内将办理结果书面反馈信访人，同时抄送我局。”办理时限：自收到本转办单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
他写完之后，又检查了一遍，确认每一个栏目都填写完整，每一处用词都符合规范——不是“请酌办”，而是“请依法核查”；不是“尽量反馈”，而是“书面反馈”。他把转办单递给陶然：“陶局长，您看一下。”
陶然接过去，看了一眼，然后把转办单还给陈正明：“你是经办人，你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