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明从长途汽车站一路走过来，背着一个军绿色帆布包，手里提着一网兜书。他在县城的主街上走了将近半个小时，问了三个人，才找到这栋楼。
时间是七月十七日，星期一，上午八点四十分。
他特意选在这一天报到，是看了日子——周一，领导们应该在。从榕城出发时还下着雨，到青江倒是晴了，太阳白晃晃地挂在天上，把灰扑扑的县城晒得发烫。
信访局在一楼，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防盗门，迎面是一条昏暗的走廊。走廊左侧并列挂着三块牌子：综合科、接访科、办信科。右侧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标语——“热情接待群众，依法解决问题”。标语的右下角印着一行小字：“一九七九年制”。
十一年前的标语，还没换。
走廊尽头是一道关着的门，门上的牌子写着“局长室”。陈正明没有急着去敲局长的门，而是先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听着从接访科传出来的声音。
有人在高声说话，带着浓重的青江口音，语速很快，情绪激动，间或夹杂着拍桌子的声音。另一个声音在劝，声音不大，听不清内容，但语气里透着一种疲惫的耐心。
陈正明把包往肩上提了提，朝接访科走去。
接访科的门半开着。他探头看了一眼，房间里大约有十来平米，摆着一张旧办公桌、两把椅子、一张长条木凳。木凳上坐着一个穿灰布中山装的中年男人，皮肤黝黑，手脚粗糙，脚边放着一个编织袋，袋口露出一截被褥。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头发用黑色铁夹子夹着，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短袖。她面前摊着一叠表格，手里握着钢笔，正对那个中年男人说：“老董，你这个事我们真的办不了。你跑了多少趟了？县里市里都去过了，省里也去了，该走的程序都走了——”
“程序程序！你们就知道讲程序！”那个叫老董的男人一巴掌拍在桌上，眼眶泛红，“我家那口子的伤是实打实的！医院的单子在这里！你们说不是工伤就不是工伤？我一个种地的，我懂什么程序！”
女干部叹了口气，把钢笔放下，双手交叠在桌上，用一种“我听过一百遍”的语气说：“老董，劳动局的认定书你拿给我看了，人家写得很清楚——你不是在工作岗位上受的伤，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按照规定，这不属于工伤。你要是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可以到法院去告。信访局没有权力改变劳动局的认定，你来找我们一百趟也不行。”
“行政复议？法院？”老董的声音更大了，“我一个农民，我懂那个？我要懂那个我找你们干什么？”
陈正明站在门口，目光从老董身上移到女干部身上，又移到桌上那叠表格上。表格的抬头是“群众来访登记表”，最上面一张已经填了大半，字迹歪歪扭扭。
女干部注意到门口有人，抬起头看了陈正明一眼，目光在他手里的网兜和身上的学生气上停了一秒：“你是？”
“您好。”陈正明迈步走进去，把包放下，从口袋里掏出报到证和分配通知书，“我是新报到的，陈正明。”
女干部愣了一下，接过报到证看了看，又看了看他，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那表情里有意外，有同情，也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
“你就是那个分配来的研究生？”她站起来，把手伸过桌子，“我是接访科科长杜月英。局里上个月就接到通知了，说省里给我们分了一个研究生来。我还以为你要过了暑假才来。”
陈正明跟她握了手：“我收到通知就过来了。”
杜月英上下打量了他几眼。一米七八的个子，身材偏瘦但不单薄，五官端正，眉目之间有一种超过年龄的沉稳。穿着白衬衫，袖子卷到手肘，裤线笔挺，皮鞋擦得锃亮。整个人干干净净，跟这间灰扑扑的办公室格格不入。
“陶局长还没到，你先在旁边等一下。”杜月英指了指门边一把塑料椅子，又回头看老董，“老董，你的事我真的没办法。你要是不服，我可以帮你写一张行政复议申请书，你拿去劳动局——”
“我不去！”老董的嗓门又提上来，“我一个农民，我跟那些当官的说不清楚！我就信你们信访局！电视上说了，信访局是给老百姓做主的地方！”
杜月英揉了揉太阳穴，脸上那种疲惫更深了。
陈正明没有坐到那把塑料椅子上。他站在门口，看了老董几秒，又看了看杜月英桌上那叠没有填完的表格。然后他做了一个让杜月英意外的举动——他把包放在地上，走到老董面前的木凳旁边，蹲了下来。
“老董？”他的声音不大，但是很稳，不急不慢，“你刚才说，你爱人的伤是在下